制度要为人情留一个出口

本报讯 住在江岸区的何敬花，结婚不久就因意外而身陷残疾，贫困的家庭蒙上更大的阴影。家里唯一的希望是丈夫付强，他先后靠开麻木、摩的而维系微博的收入。7年前，付强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交警执法，摩的被江岸交通大队一中队查获。失去唯一“生产资料”的家庭几乎无以为生，幸得该中队交警张超的持续帮扶、接济，绝境中的家庭逐渐走出了低谷。（详见本报今日报道）

这个持续了7年的故事，被何敬花记录了下来，发到了网上，并为我们的记者所注意。不可否认，作为媒体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在一个新闻逐渐求新追异的年代，媒体无法一一捕捉这类故事，而只能撷取其中的一部分，以作为社会救济的补充。正如这位交警，他超出职务要求而持续7年提供接济力量，同样是社会救济的补充。

这些补充力量的存在，是值得我们欣慰、赞赏并有必要给予呵护的。尤其是，这些年来，关于公职人员的话题，在各类新闻中多有呈现，但由于对职务本身投入了太多关注，我们多数情况下看到的仅仅是职务行为，讨论的是职务形象、职务身份，以至于注入了太多标签化色彩。如果去除这些标签，深入细节之中，我们会尽可能地发现张超这样的公职人员，更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执法，是为刚性的制度输送人情的力量。

虽说制度不外乎人情，但制度毕竟是刚性的，而且难免有死角，有遗漏。制度的跟进，也有自身的规律，更需要外部的推动力量，而在制度跟进的过程中，其所遗漏的保障对象难免继续沉入困境。因此，各种补充性的社会救济力量，当为我们呵护；肯为制度输送人情力量的各类公职人员，当为我们赞赏。

当然，欣慰与赞赏的同时，也不妨碍我们在制度层面展开更多的思考。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完善，尤其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手段，为制度填补漏洞的手段，需要丰富起来。事实上，正是既有的制度尚未提供更多的出口，种种私力救济手段尚难以与制度性救济接洽起来。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社区警察服务中，警察能为面临各种困境的居民提供多样的救助手段，最常见的手段莫如直接联系社工，在这个过程中，警力与社工之间有着高效的配合。

我们为这个家庭的经历感到辛酸，为他们在生活中所体现出的韧劲所感动，也为这位交警持续7年的接济而感动。同时，一个感动的故事不能停留于单纯的情感层面，如何让这类家庭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制度性救济，如何为这些公职人员提供更多制度救济的接洽渠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本报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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