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

本报讯 以坦诚的态度

给出科学依据

日前，卫生部监督局对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公开征求意见，公告称将设一年的过渡期限，拟从明年12月起禁用面粉增白剂。对此，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

设置一年过渡期的初衷，也许在于考虑到面粉增白剂企业及职工的利益，但这与国人的食品安全相较，孰轻孰重？叫停面粉增白剂，必然会引发相关连锁反应，公共政策迟早要面对这个成本，那么，早一年和晚一年，究竟有多大差别？既然一年后才叫停，那么，个别面粉增白剂企业会不会开足马力、为禁令后的市场备足“存粮”？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此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解释，会不会为各色流言的蕴蓄发酵提供了可趁之机？

说到底，人们在面粉增白剂上的杯弓蛇影，与其说是对添加剂本身的忧惧，不如说是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担忧。也正因如此，宣示“禁用”的公共决策时不可惜墨如金，在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的同时，更应做好解释工作，以坦诚的态度，给出科学依据；同时强化执法能力，真正为百姓的食品安全构筑起刚性防线。

公民越多

网络愤青越少

谈及如何打捞中国愤青，学者吴稼祥在12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

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新生代民工为何必

须甘于贫困和吃苦

顺义法院最新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7%。这也印证了北京市多家法院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对此，12月25日《大河报》发文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的评价，在当下很具有代表性。这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次歧视。不是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他们父辈的城市经历,即仍把青春和健康奉献给工厂里的流水线、城市里的建筑工地，而将被透支的身体和微薄工资带回农村！如此循环，城市需要的就是这样甘于贫困、肯于吃苦的“农二代”吗？

这是一个危险而贪婪的思维。上一代农民工相对廉价的劳动，是城市迅速发展的途径之一。城市化的下一轮发展，如果试图延续这样的惯性，势必压制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权益和向上奋斗的正当诉求，换来的将是愈发上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而期待越高，不公感就越强烈，心理也就越脆弱。这恐怕才是他们犯罪率猛增的主因之一，而不是充满歧视的“不甘贫困，不愿吃苦”。

贫困人口“变”多

是福不是祸

有消息称，“十二五”规划第一年，我国拟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提高了25%。贫困标准提高后，全国贫困人口总数将会大增。对此，12月25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

经济在不断发展，民众生活质量在不断上升，扶贫的内涵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提高扶贫标准，正是拓展扶贫内涵的需要。提高扶贫标准，贫困人口虽然“变”多了，但并非实际“变”穷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贫困人口“变”多是福不是祸。贫困标准是民众生存状况的晴雨表，贫困标准越高，贫困人口受益就越多，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距便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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