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的“武汉话”

本报讯 有些外来人口要急于展现入乡随俗的功夫，于是会操弄起假把式的本土方言。但是，任何假把式都会留下痕迹，一旦痕迹外漏，就会遭遇正宗方言的鄙视。在外来人口占据多数的媒体行业里，假把式的方言偶尔也会出现在新闻中，以取悦本土读者。上周和武汉朋友出行，坐在的士中，就讨论起了某媒体的武汉方言排名。言谈中，朋友表现出正宗本土人的那种不屑，认为这些媒体罗列的方言玷污了武汉话的纯洁性，属于假把式的类型。

我对朋友的不屑也表现出了不屑，我问：何谓正宗武汉话？他于是对几个常见的错误发音进行了纠正。此时，的士司机却说：其实更早的武汉话起源于黄陂话。这个说法此前也听说过，只是无工夫去考证。但我受到了启发，向朋友肯定地说：语言、语音总是不断流变的，所谓正宗，要看你怎么去界定了。

事实上，大凡某种语言、语音被视为正宗，离不开两种因素的作用，其一是政治的界定，例如普通话脱胎于北方方言，是一种政治作用，且普通话的正宗范儿，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各种国家播音系统的示范和传播而形成。其二就是经典文本、文艺形式的作用，譬如要看苏白，可以去读张爱玲的小说；要听武汉话，可以先去观摩一下本土代表艺人的表演作品。而且，一旦某种文本、文艺形式很好、很强大了，它还可以回头改造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甚至形成与政治界定同等的功效。譬如，马丁·路德所翻译的《圣经》就推动了德语共同书面形式的发展，为标准德语打下了基础。在尚未统一的德语民族中，这个功效是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的。

除却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正宗方言很难界定。事实上，果真要回到街谈俚语的层面来讲，最“正宗”的武汉话，就应该是南腔北调的武汉话，是不断兼容周边地区方言的武汉话，除非我们否认一种方言有自身衍进的脉络，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界定办法，就是划定区域，看哪个区域的老武汉人最多，以他们的话为正宗。其实，这也不过是政治界定的变种罢了。如果我们打消行政区域中心之类的种种概念，武汉话与周边方言的地位就应该趋同了，都是“乡里话”。

说完界定因素，再谈谈“正宗语言”背后的心态——人们总是习惯以语言的正宗与不正宗来设定身份门槛。这种心态，正体现于当下，即因户籍身份所产生的普通话、正宗方言、“乡里话”之间的高下排序。这是因政治界定而衍生的语言身份和身份差别。当然，政治因素也会带来文化上的身份差异，并最终体现于语言。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可以了解到，拿破仑时代的俄国上层贵族大多讲的是法语，在高档的社交场所，法语就比俄语正宗。这当然“受赐于”拿破仑通过战争带来的文化传播。另外，当时谋求进入欧洲文化圈的俄国，也正是将法语文化视为欧洲的中心文化，而以语言文化所界定的身份，是当时俄国宫廷贵族区别于乡下贵族的核心要素。

要我说，身份差异这玩意儿挺不好，从语言上讲身份差异则无趣。语言嘛，就该是南腔北调的。在听得懂的基础上，南腔北调一下，语言会有火花，会碰出新词儿来。没有身份差异，文化多元，语言也多元，譬如在南腔北调的纽约，英语几乎无法正宗起来。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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