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程，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本报讯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

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那么，复旦的章程，能否让理想照进现实呢？从复旦校长所称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

比如，复旦改革设计的专门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问责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成了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杨校长说“大学校长权力不能无边”，这是对校内而言的，在校外，大学校长还不是上级领导(甚至可能是级别比他低的处长、科长)想叫他做啥就做啥，卑微得可怜的。

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要让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全面厘清、解决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

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不是大学校长自己说放权，而是制度让其没有多大权力，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

1月2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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