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序良俗豁免“破坏现场”的责任

本报讯 去年1月，佛山的杜先生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开车将摩托车司机撞伤。他首先想到了要救治伤者，于是开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后，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及时补救的行动，交警却认定他破坏了现场，应负事故的全责。（1月3日《广州日报》）

如此情形，很多人难免感慨：杜先生救治伤者反被认定为破坏现场并因此要担更多责任，这让任何一个良善之人都想不通，当然，交警如此执法有其依据：《道路交通法》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仔细研读这条规定，我们会发现救治伤者和保护现场并不矛盾。这条规定存在一种价值排序，即抢救受伤人员优先于保护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如无人员伤亡，首先应保护现场，但若有人员伤亡，则首先应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不是僵硬得一成不变的。但是，这条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在保护现场让位于救治伤者的过程中，责任分配尚不明确。但不管怎么说，交警机械地用保护现场抹杀救治伤者，是一种选择性失明，是对法律的曲解。

幸好，结果很快得到矫正：考虑到杜先生的行为符合公序良俗，南海区法院一审适当减少了杜先生的赔偿比例，认定杜先生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

公序良俗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可与社会公德画等号，它是一个国家、社会存在以及发展中所必需的一般秩序和道德。尊重生命就是一种公序良俗，把他人撞伤了，及时救治他人，减轻他人痛苦，这种行为本身符合社会公德，又岂能作为担责的依据？

事实上，公序良俗原则早被美国、法国、日本等诸多国家引入法制。例如美国有个仁慈的法律名叫撒玛利亚人法，这个法律主要精神是：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应免除责任。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豁免特殊情形下的责任，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虽然撞人后的紧急施救并非见义勇为，而是一种底线的责任，但同样有理由对其豁免特殊情形下的责任，例如“保护现场”的责任。

常理也不过如此，不妨按照交警判罚的思路做一个假设：某地一伤员因交通事故已奄奄一息，急需采取抢救措施，但由于交警、医生等赶到此地需要较长时间，此种情况下，司机以及旁人是否都该因“保护现场”而无视伤者呢？这样的执法思维显然与社会公德背道而驰。

说到这里，不免想起“彭宇案”。“彭宇案”中，法院判决书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很明显，这份判决书完全忽视了法律对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影响力。也难怪有人大呼“彭宇案”的一纸判决，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

最后，我们希望通过杜先生的遭遇，让更多法制工作者警醒：忽视人性、忽视公序良俗的僵硬执法，只会使法律的威严下降，更可能使社会心理呈现一种病态，进而再一次伤害公序良俗。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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