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令”之外的期待

本报讯 早在2005年，武汉市就曾发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明确规定了八类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对不执行规定的单位，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然而武汉市卫生局的同志直言，因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1月3日《成都商报》）

无独有偶，济南市早在1996年就出台了“禁烟令”，但15载过去了，也成了一纸空文。不仅如此，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都因种种原因有规难行，变成一种摆设。基于此，专家学者和媒体舆论开始倾向立法，由于我们没有一部成型的《禁烟法》，从而才导致了我国禁烟寸步难行。

诚然，禁烟立法已成为世界各国通用做法，西班牙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 《禁烟法》，扩大了禁止吸烟的范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办公室等所有室内工作场所禁烟；泰国自2002年开始出台法律在公共场所禁烟，目前，公交车、飞机、电梯、公共电话亭、有空调的商场、饭馆和电影院均为禁烟场所。在这些地方一旦发现吸烟者，即可处以2000泰铢的罚款。

然而，以现实的国情，即使出台《禁烟法》，要想很好地执行“禁烟令”，也并非易事。但我不是认为“禁烟令”必然会夭折。笔者觉得，“禁烟令”之外，我们更需要政府为真正实现公共场所禁烟，承担公共责任，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配合。

目前“禁烟令”在执行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并不明确。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去年5月，这一消息轰动全国，随后，卫生部有关人士出面称，纯属“误读”，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并没有成为我国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

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政府要摒弃对烟草税收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禁烟令”上，包括商家、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加入到禁烟行动中去。尤其是烟草企业，要尽快改变烟草包装的价值取向，用制度化的手段促使中国的烟盒，像大多数国家的烟盒一样充满了恐怖性的标识。

唯有在严格执行罚则、政府承担责任、企业遵守禁烟底线，以及社会禁烟文化架构的多方合力推动下，才能使“禁烟令”稳步推行，深入民心。 ◇ 吴睿鸫（河北威县 公务员）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