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义工”现象提示须谨防“踢猫效应”

本报讯 本月初，深圳下发的《迎大运、创全国文明城市标兵行动纲要》明确要求广大机关干部每周末拿出半天休息时间义务开展服务，并区别于深圳常见的“红马甲”义工，公务员义工是统一着“蓝马甲”。但在昨日的市民旁听座谈会上，一名来自南湾街道社区的公职人员自曝，一些单位都是要临聘人员穿上“蓝马甲”代替公务员上街义工，导致临聘人员发牢骚称“被义工”了，更愿意穿红马甲。（1月18日《南方日报》）

又是临时工，许多人纷纷为其鸣不平，甚至认为“临时工”一词几乎已成为“被”字的惯用主语了，但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根据纲要规定，公务员其实也“被义工”了。因为按照义工的定义——指志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劳动的人员。仅凭一纸纲要，就要求公务员每周末用半天休息时间义务开展服务，这明显违背了自愿的原则，而且是需要依靠行政权力方可强制实施。故此，出现临时工“被义工”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过是责任转嫁的惯用手段罢了。只不过，因为公务员和临时工两者身份悬殊，所以后者才被寄予了更多的关注。

据此而言，之前的网络调查显示“七成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尽管颠覆了人们的固有印象，但也并非完全失实。虽同属公务员群体，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集合概念，多数处于中下层阶段的公务员，会面对来自上层的压力。正如上文所述，强制公务员做义工，尽管有着种种良好的出发点，但无疑是违背公务员本身意愿的，原本应该申诉以示不满来促使变更纲要规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不愿意但还是无法改变，至于执行效力如何，那就不由纲要规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诚哉斯言。

当然，纵使是底层的“弱势”公务员，相较于临时工而言，仍具有莫大的优势，至少，临时工身后并无其他群体可为其担责，而公务员却可轻易地把包袱丢给临时工。或许，这就是公务员饱受诟病而临时工被人同情的原因之所在。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事故发生之后，造成的原因一般都是临时工，掴打卖菜老翁的城管是临时工，违章操作者是临时工，违规买保障房的公务员是临时工，等等，不一而足。

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无可厚非，但差异并不是群体之间倾压的资本。公务员群体把自己的压力责任转嫁给临时工，如果按照此种逻辑顺延，这完全只是转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终的承担者却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在面对其上方时是迫于无奈，而转身面对下方时又变成了忘乎所以，频繁转换身份，互为因果循环。

这就如同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董事长因超速被开罚单，愤怒之下将销售经理训斥了一番，销售经理挨训之后，又将秘书挑剔一番，秘书无缘无故被人挑剔，就故意找接线员的茬，接线员无可奈何回到家，对着儿子大发雷霆，儿子莫名其妙被痛斥后也很恼火，便将家里的猫狠狠踢了一脚。不同的群体，应当认清自己所属，争取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即使偶尔存在偏颇之处，也不应借题发挥转嫁不满。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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