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之抄与剽窃之抄

本报讯 1月12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开发布《关于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定“尽管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Isaiah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

1月15日，方舟子在其博客针锋相对地发表《朱学勤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的覆灭》一文，以其情绪化的道德话语，全盘否定社科研究水平：“这样一本在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都大成问题的著作，竟成了社科名著，被当成教材、参考书，中国社科研究水平之差，由此可见。”已经休战半年之久的“抄袭门”，再度成为各种媒介争相关注的焦点话题。阅读论战双方的相关议论，不难发现其中最为核心的症结与分歧，只在于把引用之抄与剽窃之抄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

去年3月，谢泳教授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其中最为基本的一条，是清代经学家陈澧《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

与此相印证，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发表《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其中批评自己的老师马叙伦“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

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明确承认自己早年的“文言小说”《孤儿记》，是从法国作家雨果那里“半做半偷”的抄袭之作：“为什么说‘偷’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

方舟子所说朱学勤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第5章第3节，第7章第2、5节，第8章第1、4、5节，共一万八千多字，基本上逐段摘译自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在这些部分朱文共有51处文献注释，仅在个别地方（14处）注明引自Blum，大部分未注明引自Blum，而是注原始资料，让人以为是朱本人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其实这些注释也是照抄Blum的，内容则是摘译自Blum，所以这属于抄袭”；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给出的“注释不规范（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等）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反而是能够成立的。道理很简单，51处文献注释中有14处注明引自Blum，已经不是“仅在个别地方”。一本引经据典的学术著作中，有一万多字的引用文字，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在英语教育并不十分普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届40的朱学勤通过苦修苦学的英文功底，能够根据英文原著摘译引用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的部分内容，并且在《序》中明确加以说明，足以证明他并不是有意暗袭剽窃；而是在遵循“明引而不暗袭”的学术规范方面，表现出了偏重“见闻之渊博”而淡忘“心术之笃实”的不扎实和不严谨。换言之，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引用之抄的瑕疵，而不是剽窃之抄的硬伤。

从另一方面说，公共学术领域的一切争议，都应该遵照奥林匹克精神中最为基本的“费厄泼赖(fair play)”——也就是甲、乙双方相互平等、公开公正的普适规则——来有序进行；任何个人及组织都不可以用蒙面大盗的假面孔，登坛参与学术竞争；也不可以通过明显犯规的人身攻击，来争取学术喧哗中的先声夺人。人文学科的抄袭剽窃及考据失误现象，大部分都没有严重到必须全盘抹杀作者整本书的价值，甚至于彻底否定作者既有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的地步。这里的关键在于，作者本人面对证据确凿或者并不十分确凿的学术批评，应该有一个坦然面对、虚心接受进而加以改正的理性态度。

在这个方面，朱学勤的相关表现堪称表率。相比之下，迄今为止都不敢正大光明地亮明真实身份的“某大学在读博士”Isaiah，连同面对确凿证据依然不肯承认抄袭事实的汪晖，以及采用极端情绪化的道德话语全盘否定论争对手的方舟子，就表现得既不文明也不理性。

作者系北京学者

公共学术领域的一切争议，都应该遵照奥林匹克精神中最为基本的“费厄泼赖(fair play)”——也就是甲、乙双方相互平等、公开公正的普适规则——来有序进行；任何个人及组织都不可以用蒙面大盗的假面孔，登坛参与学术竞争；也不可以通过明显犯规的人身攻击，来争取学术喧哗中的先声夺人。

◇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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