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背后必有坚信

本报讯 从《国际先驱导报》上看到一个专题报道，“‘怀疑’成部分中国人生活方式 ”。扫一眼标题很是兴奋，过去我们总说中国人只会点头称是，乖乖听话，结果遇到了“钱学森之问”，拿不到诺贝尔奖。当“怀疑”成为部分国人生活方式 ，说明国民的求实精神大大增强了。

细读报道，才发现此“怀疑”非彼“怀疑”，此“怀疑”是相对于“信任”、“相信”而言的。报道说，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将怀疑提到如此高度来评价，实属少见。不过，揆诸现实，我们或许真的在经历一场较之经济危机更为严峻的信任危机，“怀疑”已经深入骨髓，每一个人仿佛都充满着怀疑和警惕去生活。一个最简单有力的观察点是，低层住户很少有不装防盗网的，门有时装一重觉得不保险，要装两重；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个个成为“保护动物”、“装在套子里的人”；遇到陌生人基本上不搭理、不相信，老人妇女跌倒了连上前扶一把都因疑心重重而退却。

有人给这种普遍的怀疑行为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国民不相信运动”。情势有没有如此严重有待商榷，但怀疑确实像一堵心墙，隔在你和我之间，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它不只是让社会变得隔阂冷漠，互不信任，产生不安感，更让社会交往成本陡增。于是，很多人觉得怀疑是可怕的，要拆除这一堵堵心墙。

怀疑演变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不信任确是一个大麻烦，但是，怀疑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在某些方面是褒义词，如若将怀疑变成贬义词，否定怀疑精神，那我们将坠入盲信盲从之中。我想，怀疑是求真求诚的前提，我怀疑你的真诚，然后你证明你的真诚给我看，不就消除了怀疑？可怕的是，人们不光假的不信，有时真的也不信，辟谣会被指为屁股指挥脑袋，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可信？难道我们只需要怀疑本身？

事实上，任何怀疑都是在坚信某些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反之，任何坚信也都是建立在怀疑某些东西的基础之上，两者互为因果。因此，当人们普遍怀疑某些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在普遍地坚信某些东西，就像我们坚信计划经济，就会怀疑市场经济，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就会怀疑不送礼办不成事，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怀疑，关键是怀疑什么，以及怀疑背后坚信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说怀疑不好时，不如反思为什么我们要坚信一些东西，这里面肯定是太多经验教训的总结。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说要消除怀疑，也不是认为怀疑多可怕，而是要让人坚信真正美好的东西，哪怕是用普遍怀疑的方式；要怀疑丑陋的东西，哪怕是以彻底不信的方式，让社会在怀疑的动态中趋于良好。如果这样的“怀疑”成了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欣喜的。如果与此相反，则值得深刻反思。现在，我们的“国民不相信运动”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我们在怀疑什么，又在坚信什么？想必人人皆可对照分析。

让人坚信美好的东西需要很多条件，但我以为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需要一个最终的是非裁判者，这个裁判者因公正而引导社会向善向美，而为人们所充分信服。这个最终的裁判者可以是伟人，也可以是政府，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信仰，或者是几者的综合。倘若没有这样的最终裁判者，最后的信托人，或者虽然有但并不公正可信，用虚假欺骗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且无法被纠错，这样的裁判者必不能主持公道，必不能赢得信任，最终因虚假欺骗，让人人受伤，打破人们对美好东西的坚信。那时，人们除了相信自己，除了相信绝对听从于自己的东西（如钞票、权力或宠物等），还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会让他们相信？

让人坚信美好的东西需要很多条件，但我以为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需要一个最终的是非裁判者，这个裁判者因公正而引导社会向善向美，而为人们所充分信服。这个最终的裁判者可以是伟人，也可以是政府，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信仰，或者是几者的综合。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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