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苏紫紫，实现媒体与个体的救赎

本报讯 本报记者历时数日亲赴宜昌和北京等地，对来自网络上的关于苏紫紫的质疑进行了实地采访，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她家确实曾被拆迁，奶奶因此生病住院，之前是成绩不好的“坏孩子”，背后也并无炒作团队，基本与苏紫紫最初采访时描述无异。（详见本报今日A07版报道）

毋庸置疑，人大裸模苏紫紫一事报道之初，舆论的回应基本是徘徊在同情与鼓励的道路之上，但随着质疑事实真伪与怀疑炒作的声音渐起，当初的评价也日渐转向。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节目中，有位中年妇女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就是伤风败俗”。当初因拆迁、自强、贫困等字眼所掩盖的对于裸模的偏见，随着事实的不断发酵,逐渐显露了出来。

其实，讨论苏紫紫的裸体照片到底是艺术还是炒作，意义并不大，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时间获得一致的认同。正如人大教授张鸣所指出的：当年直系军阀孙传芳禁止美术教育家刘海粟用裸模，就是因为担心伤风败俗和争相效法。如今8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担心依然存在。至于质疑其炒作就更有失水准了，严格意义而言，炒作和宣传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只是掌握话语权的传播主体不同罢了。假如苏紫紫所述确实属实，那她炒作又何妨？更何况配合炒作与加大传播，远非其一己之力可以达到，这过程中媒体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我们认为，此事真正的意义在于，其揭露了现行传播语境之下媒体与个体互相追逐吸引的关系，及由此所带来的对媒体公信力和个人身心的影响。个体沦为媒体报道对象之际，既可能是暴得大名也可能是名声顿挫，当然，媒体也并非是全然的主宰者，它得据实报道客观评价，否则极有可能伤及自身。

不管苏紫紫最初与媒体合作的目的何在，是为炒作宣传还是为自我救赎，媒体既已介入，就应该完整叙事，而不是只在撩人的事件之初分一杯羹，而选择在味道寡淡之际悄然离场。作为公器的媒体悄然离场，极有可能因真相不明朗而给苏紫紫带来伤害与误解，而这往往就是发生在舆论哗然之后。当然，媒体并非总是如此，更多的时候，媒体在个体遭遇恶评围攻之际施以援手，披露真实可信的事实，帮助个体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完成自身的蜕变。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制图 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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