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混乱与“选择性超脱”

本报讯 人被指责时，辩解的思维路径总是相似的，就是开脱，千言万语指向一个结论：“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一点上，位高者，位卑者，并无太多不同。

且看两则新闻：第一个是，身家293亿元的马化腾每月领取深圳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补贴3000多元，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质疑“给富豪发房补，加剧社会不公”，深圳有关领导最近回应：“没必要过分争论，应该按照政策办。”另一则新闻是，《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显示，广东省委幼儿园、文化厅、科技厅、卫生厅、科学院幼儿园以及广东育才幼儿园一院、二院等8所机关附属幼儿园一年所获财政预算拨款高达6863万元。消息见诸媒体，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解释：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两种回答，言语有异，路数相当。“按既有政策办”、“按目前体制办”或者“按既定方针办”，隐含的都是一个意思，“政策”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不按政策办，还要不要维护政策方针甚至法律法规的权威与尊严，还要不要建设法治社会呢？

应该说，这种回答是相当超脱的，至少，并没有明指谁对谁错，只是点出既成事实，办事者没错，质疑可以理解，真相既已大白，就“不要过分争论”。

但是，这种超脱却是一种“选择性超脱”，或者说，是不负责任的超脱。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政策”并不是成文法，而只是行政操作中的一些准则，在实际中本身具有一定的权衡调整空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用“政策”的刚性来解释既成事实的合理性，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而且，从“政策”的规定中，也不能直接在逻辑上得出对人们质疑的问题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推断。比如说，当前体制规定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但“体制”并没有规定某些省直单位的幼儿园应该属于事业单位，也没有规定“事业单位幼儿园”可以向社会招生收取高额“赞助费”。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说这些话的人本身并不处于一个可以超脱的位置。为广东“千万补贴幼儿园”事件提出“合理辩护”的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以他的身份，当然不能回避如下问题，即：早在7年前，就有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质疑，用省级财政供养幼儿园极为不合理，因为机关幼儿园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让少数人受益，而直到今日，财政供养幼儿园为何不仅没有断绝，反在之前的基础上高歌猛进呢？当时提出质疑的人大代表，其意见何以被忽略？在有关的立法程序、预算审核等环节，究竟哪些地方没有到位？

其实，在责任追究与利益相关的问题上，该超脱的不超脱，不该超脱的反而表现出超脱的架势，类似的角色混乱，于每年“两会”期间时有发生。问题根源也许在于，各地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就存在“超脱”与“介入”的两难。特别是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本身就身兼行政要职，在人大会议期间，自然就身兼“挑毛病”与“被挑毛病”两种身份。“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然可以容一人之身，但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却难以避免角色混乱。

评议者与执行者身份混淆的格局不变，面对问责“选择性超脱”的痼疾难改。可是，都超脱地置身事外，还能指望谁来推进既成政策、法规的完善与修正呢？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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