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证”折射社会诚信尴尬

本报讯 近日，发生在武汉市的两件当事人拉记者作证的事情放在一起看，颇让人纠结。一则是：一男子酒后到ATM自动取款机查账时，不慎从他人掉在取款机内的银行卡内取出2000元钱。因担心惹祸，男子求助记者。另一则是：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黑色挎包，一群练武之人，先是不敢捡，捡了又不敢还，最后硬是邀请本报记者现场作证，这才与失主见面。（详见本报之前相关报道）

武汉市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中，记者均没有成为证人的必备要素。一是两起事件中，被拉来作证的记者均不在事发现场，不能保证一定了解事实真相；二是记者也无法对此提供任何证言和证明。记者之所以能为此作证，并使事情有了圆满结局，一是依赖于媒体的公信力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二是事件本身均有着良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按道理来说，误取了别人钱，归还失主或者联系银行、公安等部门即可；发现路上有包，捡来自己寻找失主或者交由相关部门处理也就是了。然则，当事人首先想到的，却是找记者作证。这说明记者职业道德总体情况良好之外，同样也证明了社会诚信日益尴尬的现实。

◇ 刘鹏（乌鲁木齐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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