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美国西北大学己有159年的历史了,其中的新闻学院及商学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哈佛商学院而荣膺冠军殊荣)。《21纪经济报道》近期介绍了记者对该校校长夏皮罗的专访。夏皮罗认为: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自由,极少的政治约束以及校长与教授合作的管理机制等。”而“学校管理者与教授是合伙人的关系,我们共同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对学校进行管理。”
在部分国人看来,随便一句“国情不同” 就把上述讲话的积极性全部抵消了。不仅如此,反而会增添某些人的哀怨:“我们怎么学不到呢?”为探讨这个问题,一些报刊的“前沿”观点认为:我们的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需要“去行政化”来解决上述问题。问题是他们真正明白我们的“行政化”的根源何在吗?如何才能真的去“行政化”?倘若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会致使一些高校把“去行政化”仅仅理解成把校长控制下的“学术委员会”改成校长不加入的“学术委员会”。这种情况前些时还被媒体大炒特炒,视为不得了的大学去行政化改革重要举措。
但这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在原来的权力结构上多了一个元素——学术委员会。若“学术委员”本身不能做到“权为民所授”,它也可能又成为“教授们” 难以翻越的另一座“新大山”。这叫做保持原来结构下的“重新分权”,不叫“去行政化”。因校长与教授形成“合伙人关系” 的关键是校长的“权为民(教授)所授”,不是校长参加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的问题。
显然,只有进行结构的转换,才能真正形成“合伙人关系”,也才能真正“去行政化”了,这样,就培育了“学术自由”的土壤,不愁中国出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学。
◇ 潘德冰(武汉 学者)
责编:Z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