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平民化的城市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詹万承

十年前，冯小刚拍了贺岁片《大腕》，中间有段台词让人印象深刻，住在精神病院的地产商李成儒，以独白的方式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成功人士的地产消费观念：黄金地段、法国设计师设计、户型最小四百平米、花园加游泳池、伦敦口音的英国管家、用哈佛教材的贵族学校、24小时候诊的美国诊所，等等。消费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昨日，人民日报以题为《城市化不能“贵族化”》撰文直呈当下城市建设弊病，认为：时下很多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这张“名片”一定整洁优美、光鲜亮丽，豪华办公楼、会展中心、主题广场、体育馆、图书馆、规划馆、亮化美化工程，甚至高尔夫球场、度假村等，一个都不少。但是，建筑洋了，地方特色没了；城市大了，“空间”小了……对于生活其中的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这种“贵族化”的城市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对照前后相隔十年的两个事例，会猛然发现，前者仿佛是预言一般，神奇地命中了十年后的状况，如果不仅是偶然，那值得思考的地方就很多了。

现代社会，“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消费心理对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并不适应，但在消费主体是以消费行为来彰显身份价值之时，这一奇怪的心理就常常派上了用场。一掷千金或说挥金如土的目的，在于希望借用奢侈的消费行为获取旁人的好奇与艳羡。当然，只要花费来源合法，这并无苛责之处，不过是个体消费观念不同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这种消费心理成为新富阶层的通病，而又巧妙地为相关提供商所掌握的话，那势必将投其所好。问题自然也随之而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显然并不是只为这些具备高昂消费能力的少数人而存在，而更要考虑到普通市民的消费能力和承受水平，如果不能首先满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反而去追逐高消费的享受，那无疑是舍本逐末了。

其实，考究贵族一词也会发现其实所谓“贵族化”根本是一个伪命题。封建社会把剥削阶级和特权阶层视为贵族，随后词义逐渐发生了改变，如今更加注重于家族与学识等相关方面的考核，显然已变成了褒义词，多半指那些门风优美、学识渊博、而且热衷慈善事业的人士。尽管普遍认为，中国如今并没有真正的贵族，但显然渴求变成贵族的却大有人在，不幸的是，在追逐贵族化的道路上误入歧途越行越远了。

真正的贵族过去曾经存在过，而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今日却逐渐消失了，这自然说明，真正的贵族与城市并没有天然的联系，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城市生活与贵族追求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有学者把康同璧母女归类为“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是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后历任中国妇女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或许这可以当做一个贵族样板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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