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

本报讯 民工荒只是年初的正常现象

民工荒的话题近乎每年谈一次。2月25日《环球时报》发表贺雪峰文章称：

民工荒的起点要追溯到2003年，这一年，全国大规模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开始取消，粮价提高，继而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粮价提高，种田有利可图了。在家务农，农业收入加兼业收入，赚不了大钱，开支却少，年年有节余，小日子过得蛮好。因此，农民就有了不外出的选择。

如今，民工一荒，工资略涨，劳动条件也有改善。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涨，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选择空间。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今年民工荒现象更加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人们

不信任保险？

保险公司的发展速度与诚信机制缘何不成正比？2月21日的《保客》发表郭振华文章称：

保险公司疯狂地与过去比、与国际比、与银行比，比营业收入、比资产规模、比业务范围、比是否是世界五百强。尤其是，同为金融业，银行却总是压在保险头上，让保险公司领导颜面尽失，所以，保险公司的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做大保费规模和资产规模，以提升公司领导的形象和地位。为此，公司给基层销售单位摊派巨额销售任务，基层压力很大，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完全贯彻公司上层的规模发展策略，无暇顾及客户的感受，客户的感受是次要的，领导的感受是主要的。

规模是第一位的，诚信是第n位的。结果，嗜规模成性的保险公司对待诚信只能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法律要遵循科学

也要顺应民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此次刑法修改，规模之大，创下1997年《刑法典》通过以来历次修正之最。2月26日《新京报》刊发社论：

本次修改刑法，除满足刑事违法性要件外，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向社会各界释放强烈信号。民意不可侮。绝不容许一些强势阶层屡屡挑战社会容忍的底线。

放眼国外，酒后驾驶、飙车等行为，早已列为犯罪不说；就连学界争议不小的欠薪行为是否入罪化问题，外国立法也比比皆是。为震慑少数不良雇主，《德国刑法典》有专门罪名——扣留与盗用劳动报酬罪，违者判处有期徒刑或高额罚金。近邻韩国，不按规定支付工资以身试法者，处三年以下监禁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新加坡与中国香港近年纷纷修法，再次提高雇主故意欠薪的刑罚上限。

内有民众强烈呼声，外有国外立法参考。再不修法，社会戾气挥之不去，绝非国家与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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