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上月27日,温家宝在与网友对话时透露,“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为7% ;日前“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之上,年均增长速度为7%。与“十一五”所设定指标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将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从7.5% 降低至7%。
国家GDP基数越大,GDP系数增长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我国GDP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645.2亿元,到如今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成绩惊人。适时调慢GDP增长速度,无碍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当然,发展也不能止步,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最终都需要靠发展来解决。其实,纵观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7%的GDP发展速度虽仅高于1981年的5.2%、1989年的4.1%、1990年的3.8%、与1999年的7.1%基本持平外,排名倒数第四,仍然不低。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目前,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资本消耗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然走到尽头,人口红利消失亦为期不远,选择放慢GDP增长速度,进而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服务比重,让经济发展适度慢一些,以便于解决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积累的民生问题与不和谐因素,这是正确而具有远见的。
与7%的GDP增长速度同时被提及的另一个7%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上,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所得。也就是说,劳动者的付出价值上升的,更加值钱了,人们挣的钱多了,消费自然也会随之大方起来,与收入同步上升的,自然还有国民的幸福感。消费受此影响大幅上升,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也会随之上升,这就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向内需的转变,使得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减小,受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将随之减小。
当然,GDP发展速度的调低,对于地方而言,也影响不小。首先,这是对“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思维的新一轮考验。以GD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固然有其合理之处——有客观标准,公开透明。但是,一旦只注重GDP而忽略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引发诸多的问题,比如社保和教育领域投入欠缺、公共服务落后于民众现实要求,这些都是与国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的。
其次,降低经济增速指标,也是对政府服务民众宗旨本意的新一次回归。以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政府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得越多,增长的速度越快,获得的政绩与财政支持也就越多,7%的指标,表示增长速度的放慢,也就意味着政府投入必须更多的介入对民众的公共服务之中。
“十一五”期间,我国原本设定的经济增长率为7.5%,但实际增速高达11.2%。以此为例,“十二五”期间,真正的经济增长率也许会超过7%,但实际上根据推算,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即使达不到7%,也可以轻松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所以,其实我们根本无须那么焦急于数字上的变化,而应该更加注重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增加,这更加实际更具有意义。
我们希望并有理由相信,慢一点,稳一些,幸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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