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她表示，今年还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将推出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
据了解，“官员财产申报”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措施。我国在公务员财产申报方面，仍在蹒跚阶段。对此，马馼表示，针对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目前正在做一些制度建设，将为财产申报打下基础。
据了解，去年中央发布实施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马馼称，规定要求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公务员（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今年将第一次对这些人员进行登记管理，目前，各个单位都在按照申报的范围汇总申报材料。”马馼表示，这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今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落实好，“这项工作也是财产申报的制度基础。”
此外，马馼称，针对官员财产申报今年还将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2011年要为财产申报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管理建立制度，推出公民信用信息管理，“比如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管理，如果有了这个平台，信用信息就可以录入而且可以共享，这样也为官员财产申报打下制度基础。”马馼表示。
同时，针对“裸官”的管理方式，马馼表示，将对这些官员在因私出国、因公出国方面，在和配偶子女所居住地的联系方面，实行一些特殊的管理措施。
◇观点
人大代表：官员被问责复出须公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向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官员被问责后复出机制须有公开制度设计。
2003年出现了行政问责制。傅企平认为，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的执政建设，减少了有损公众利益的行政行为。然而“近年来数起引发民众热烈争论的问责事件，也折射出了问责体系于制度层面上的不尽完善。”
傅企平说，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对官员政治责任的追查能力弱。由于问责制与官员复出机制的勾连缺乏监督力，导致风声过后，官员即可复出、再度担任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削弱了问责制的公信力。
“问责对象不明，对相关官员惩戒不力，此二者是行政问责制度的缺漏关键所在。如若处理不当，则必然造成民意不平，法治不彰的困境。”傅企平代表建议，整合规范官员被问责后的复出机制，因人而异地制定复出安排，并将安排向社会公布，以此将问责制度的惩戒性功能落到实处。在每一起问责事件结案之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大致安排。在对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官员的问责决定之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政治责任的轻重，从具体职位上、所享受待遇上、具体职称上，对其未来的复出做出严格控制。
责编：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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