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日前在参加全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她表示，目前各个单位都在按照申报的范围汇总申报材料。（见本报昨日A04版）
“裸官”并不等于贪官，但那些外逃贪官兼“裸官”的现实，又令人不得不深思。早在2006年，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320人，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去年《法治晚报》曾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当然，因统计标准、统计口径等因素不同，外逃贪官人数以及涉案金额的准确数字仍没标准，但从以往披露情况来分析，显然数目不小。
或许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不少规定，矛头都指向“裸官”。去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明确提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深圳市出台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其本人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这些法规制度传递出的反腐信号引来一片叫好。
当然，这说明管理好“裸官”，已经受到上下的充分重视。各级党政机关近年来出台了不少这方面的规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起到一定作用，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效果还不十分理想。有人认为是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登记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致使制度的实施缺乏统一性和有效性；还有人认为，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这些观点确实说明了困难所在，但不管怎样，这不能成为对“裸官”登记管理采取消极态度的理由。
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必然有一个先后顺序，登记是管理“裸官”的第一步，但也是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一步。同时，由过去“裸官”自觉“报告”转为即将对“裸官”登记管理，展示了我们在防腐反腐工作上愈加主动的姿态。因此，对这一制度，我们理当以积极的心态为其建言献策，进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制度朝好的方向不断推进。
针对有效管理“裸官”的最后还有几点共识需要重申：一是保证登记工作的严肃性和独立性；二是防止“裸官”以隐私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始终要争取相关制度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着力构建阳光行政，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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