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吴帅(广东肇庆 医生)
近日,在谈及抗生素的滥用上,钟南山用了“非常严重”这个词。他说,最近有一个详细调查,在中国,普通的感冒发烧,使用抗生素的情况达到80%到90%,而事实上,这是不需要用的。(3月8日《钱江晚报》)
其实,在感冒治疗的问题上,我们的诊疗规范与其他发达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都强调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我们的医生们当然很清楚这一点。知道是知道,但却不可为之,无非是以药养医这个老问题。
但为什么被滥用的又是抗生素,而不是其他药物呢?一方面,在使用上,这种药物最容易有临床指征,比如经常被用于预防细菌感染。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它的经济利润非其他药物可比。有卫生部专家就曾计算过,在我们国家,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国外一般在15%到30%。当下多数医院的药物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一半左右,抗生素又占药物收入的一半左右。
当下,要在根本上遏制抗生素滥用,让我们的医生们也能够像发达国家医生一样规范化地治疗感冒,出路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回避不相对称的诊疗费价格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医生的诊疗费用实在太低廉。当前在二级以上医院,即使是主治以上的高职称,诊疗费一般只在四元到十多元左右。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曾获得过敏专科医生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美国2010年度“国际杰出过敏医生奖”。但据她透露,自己的门诊挂号费只不过是9元左右。她曾提出,很多国家的医生诊疗费都是后收取的,复杂的病情可能三四百美元,而一个简单的病例也需要50美元。
如果医生们能够靠诊疗费来获得高收入,很多医生更愿意千方百计地去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如果我们把医生诊疗费提高至20元—50元,国家医保可以报销60%—80%,患者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加大多少,而滥用抗生素乃至其他药物的这个问题,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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