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究竟是什么“荒”？

本报讯 最近，用工荒成了一个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全国两会的一个热点，其实，自去年以来，这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

要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就会发现，至少在2004年以前，用工荒还不算是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从2004年到今年为止，至少发生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三次大的用工荒（特指农民工），用工荒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

用工荒究竟是怎样一种“荒”，是农民工这样的劳动力总体供给缺乏，还是结构性缺乏，即企业需要大量“初级劳动力”，而农民工这样的“初级劳动力”无法满足？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有1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不存在用工荒，缺的是低薪、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农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也有学者认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具有相对高素质的工人，但很多农民工的素质不达标，出现结构性矛盾。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人口红利”吃光的时候，但农民工无限供给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最近20多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随着大学入学率快速增长，80后、90后进入大学的在增加，初中、高中辍学加入农民工队伍的在减少，出现用工荒实属正常。而且可以预计，1990年出生人口创历史最高峰值，这些人在最近两三年内度过毕业找工作的“洪峰”之后，上大学会变得更加容易，农民工还将继续减少，我国的人口基本面决定了用工荒将是一定阶段不可逆转的局面。

作为特定身份的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也与国家惠农政策、义务教育政策和不断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有关，这会减少他们外出打工的意愿。这样，农民工原先做的工作，将大量地被其他身份的人填补，比如大学生，就像欧美一些国家，大学生毕业后端盘子、当清洁工是很正常的事，也不会怎么有很明显的低贱感。

有大学生这样一个学历高、可塑性强的庞大群体，就不该存在多么严重的初级劳动用工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对“用工荒”这个概念本身进行思考。其实，当我们说用工荒时，更像是在进行一种身份的而非市场的判断，即把农民工等同于初级劳动力，初级劳动力紧缺了，就想着用农民工来填补，而且还期望以低工资低福利来填补。

事实上，市场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调配资源，当市场中初级劳动力紧缺，出现供不应求时，这样的劳动力自然会金贵起来，可能会出现初级劳动力比中级甚至高级劳动力更值钱的情况，就像现在出现大学生的起薪还不如农民工高的现象；也会出现中级甚至高级劳动力市场饱和，向初级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事擦鞋、当建筑工等初级劳动可看作这样一种流动。所以，“用工荒”（初级劳动力紧缺）很难说是一个问题。

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固定思维之中：农民工只适合做初级劳动者，而且似乎不该拿高收入，大学生只适合做中高级人才、拿高工资，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就大惊小怪，甚而愤愤不平。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里，尤其是门槛较低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开放的。我们说用工荒，究竟是企业开价太低而招不到工，还是企业开得出价钱也招不到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企业开得出令人满意的工资福利，怎会招不到工？在令人艳羡的薪酬福利面前，很多大学生不是正在自降身份当“农民工”（初级劳动者）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工荒更像一个被偷换的概念，明明是初级劳动力荒，非要说成是用工荒，明明是初级劳动力正在被补充新鲜血液，非要将眼睛盯在用工荒上。这里面仍然摆脱不了对身份、对职业、对体力劳动的偏见和歧视，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至于出现企业招不到工的怪现状。

如此看，就算不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升级来说，民工荒也是一件好事，它使初级劳动者选择性增大，要价能力增强，有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纠正人们对这些职业身份的社会评价。

◇ 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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