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胁之下公共信息亟待梳理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近日，日本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3号机组相继发生爆炸事故。此后，2号机组再传爆炸声，4号机组又突然起火，并造成更多放射物泄漏。另外，人们多有忧虑，害怕风向变化导致放射性颗粒跨越日本海，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

不管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说，还是从现实威胁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日本一国的灾难，而是世界共同面临的灾难。尽管福岛核电事故对他国的威胁还难定论，但由于核电事故接连产生，变数过多、过密，且核威胁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既有放射性物质本身难下定论，也包括食物链、经济链的影响，因此，核威胁已经超越了日本一国。

有赖传媒的发达和应急措施得力，有关核威胁的种种信息比较透明。但与此同时，核电事故对信息处理、传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核电技术问题颇为复杂，且目前变数随时可能出现，在这分分秒秒中，多头并进的信息如何化解舆情，让人心舒缓，仍然是个问题。这即是说，仅有信息透明仍然不够。

目前来看，对核威胁的各种判断，散见于驳杂的信息之中，有官方发布的信息，有科研机构和专家的声音，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信息。但复杂的技术问题，决定了信息密度高、专业性太强，短时间内难以被大众媒介梳理，更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可被公众理解的常识。因此，尽管信息透明，诸多猜测仍未得避免。

人们常说，谣传止于信息透明，此说固然正确，但也预设了基本前提，即这种信息是在大众经验范围内容易被理解的，是在不经组织的情况下能自然交融、汇聚，进而还原事件的真相。但是，有关核威胁的种种信息，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大众经验，它们一旦多头并进，难以被梳理，更会使得问题的全貌继续停留在支离状态。

即以专家为例，他们在福岛核爆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要在信息透明的基础上，让核电专业问题得到解释，消除猜测，专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但是，他们现在的任务不应是简单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以个人判断讲解核威胁的性质和状况。专业判断首先需要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形成共识，进而形成集体判断，从而转化为公共性意见。

1993年，美国加州出现孕妇服药事故，由于药品存在专业性问题，法官无以判断各方证词，断案举步维艰。该案直接促成了美国司法界的“弗莱依准则”，即科学意见充当证据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对此形成了集体判断。而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各种专业性意见亦当如此，它可以让作为“外行”的公众与专家形成平等的信息交往。必须承认，与核威胁相关的信息，专业程度非常高，这就需要借助上述方式得到梳理，在信息透明的基础上继续促使专业性的公共意见形成，以便化解舆情。因此，我们建议政府部门、专家以及媒体在这核电事故带来的国际性威胁当中形成信息合作，共同推动公共信息的有序化、条理化发展。

当然，在这个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官方信息的发布者，是专业信息的组织者，也是公共信息相互衔接的中介力量。既然核电事故为信息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政府部门不妨在信息透明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信息梳理机制的发展。这可视为推动信息机制发展的新契机，相信未来的公共事件也将受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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