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亲眼看着冈村宁次签投降书”

本报讯 连日来，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热播，让70年前的那支军队再次走进我们的视野。

1942年到1944年，为保卫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在付出了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全歼缅甸日军。

时光飞逝，当年的战士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他们曾经在祖国的热土上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曾经在缅甸的丛林中洒过热血，他们是我们的祖辈，而今默默地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70年后，他们中的极少数仍然健在；生活在缅甸、生活在中国台湾，或者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无论生活安稳还是贫困潦倒，他们是关于那段历史最鲜活的记忆，他们是最后的远征军。

当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随着一个个生命消逝而渐被淹没时，我们找到了几位当年远征缅甸的老兵，从他们口中重温那段历史，揭开这些历史见证者跌宕起伏的一生。

昨日，见记者到来，他赶忙搬凳子，倒水。虽然腿脚利落，但仍掩不住90多载的风雨打在身上的烙印，手背上的医用胶布更是证明了老先生身体状况不佳。

“我参加过远征军，是跟随杜聿明将军和廖耀湘将军去的！”刚坐下，杨立福便迫不及待地谈起70年前的那段故事。也许，这是老人一生唯一感到荣耀的经历。

“上黄埔，可以填肚子、拿军饷！”

“当时武汉已经陷落了，我父母带着姐姐逃难到重庆，我随着搬迁的学校到恩施，那时我才上高二。我没有征求父母同意就报名参加了黄埔。那时，很多知识青年都踊跃参军抗日！”1939年，20岁的杨立福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文化课考试不严，身体素质基本合格就可以。

杨立福说，之所以报黄埔，除了保家卫国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能吃得饱。“上黄埔，当兵，可以填肚子、拿军饷！”

杨立福说，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非常死板，一日三餐定时，课程就是出操、地形学、战术等。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编22师任师部上尉参谋，从此跟随抗日名将廖耀湘将军转战印缅3年。

“师长很正直，是个很不错的人”

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后，开始入侵缅甸。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

杨立福所在的新22师便是远征军所属部队之一。

“1942年春天，部队从中缅边境的小城畹町开往缅甸。部队基本上都是机械化师，士气高涨。走出国门时，没想到等待我们的会是那么多的灾难和死亡，也没有想到会在异国他乡辗转流落3年。”

“当时指挥部就十几个人，包括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师部参谋。参谋主要协助师长制订作战计划，传达作战命令。大家基本上每天生活在一起，和师长都很熟悉。”谈起自己追随多年的师长廖耀湘，杨立福说，他很有军人的威严，但从来不发脾气，“他很正直，是个很不错的人！”

杨立福记得，“有一次喝多了，我就对他说：师长，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意思是一个将帅的成功，是靠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原以为廖耀湘会大发雷霆，但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责怪杨立福。

“战友的遗体‘带’我独自走出野人山”

“第一次远征以日军占领腊戍失败，回国、去印度的路都被堵死，我们只能借道野人山回国。1942年5月，除了孙立人的新38师外，近10万远征军借道原始森林——野人山。”杨立福用“恐怖”形容这次大撤退。

杨立福回忆，刚进野人山，部队丢掉了重武器，轻装进山。

“刚开始，我们还有点粮食。但到了5月底，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药也没有了。很多战士生病了，我们只能看着他们死去。甚至有几个士兵受不了病痛折磨上吊。当时很多战友看着，但是没有一个人阻拦。”

很快，杨立福自己也病倒了。“当时师长正在召集大家开会讨论部队行进的方向，我眼前一黑就晕倒了。参谋把我扶起来，发现我全身冒冷汗。”之后，在一位专门收容掉队士兵的排长照顾下，掉队的杨立福身体开始好转。

“我当时就觉得不能再落在后面了，我要追上大部队，回到师长身边。”此后20天里，杨立福开始独自行军，追赶大部队。

“我扒下树皮放到一个从缅甸带的罐头盒里，放到火上煮点汤喝。野果子已经算是美食了。本来也想去打猎，但很不现实。大部队经过后，野兽们都受惊了，连野果也被采完了。”

杨立福说，在这茫茫原始森林里，唯一能指引他前进的就是战友的遗体，大部队经过时，死去的战友沿路都是。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用树枝搭建的小茅屋里，想休息一下。进去之后，我惊呆了，里面全是死人。有坐着的、靠着的、睡着的，面容栩栩如生，但是一碰就倒了。”筋疲力尽的杨立福别无选择，只能和这些死去的战友在这里共度一夜。

当时正值野人山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雨，衣服湿了还没暖干，就又被淋湿了。就这样，杨立福整整穿了3个月的湿衣服。

野人山里并没有野人。缅甸居民所说的野人，是原始森林里的土著。

“有一天，我正赶路，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人。我以为也是掉队的战友，心中大喜，以为有个伴了。仔细一看，是个只用动物皮遮着下体的‘野人’。”

杨立福说，当时如果那个土著向他进攻，骨瘦如柴的他必死无疑，幸好，“我们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他就蹦蹦跳跳地走了。太悬了，没死在鬼子手上，如果死在一个‘野人’手上就太冤枉了！”

1942年8月，新22师走出野人山。20天后，杨立福也赶上了大部队，进入印度境内的兰姆伽整训。

“进山时7000多人的队伍，到印度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在野人山里丢下了4000多战友，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

“史迪威在远征军里还是很受欢迎”

“从野人山走出来时，我的身体彻底不行了。我从缅甸边境的雷多坐了两天轮船、两天火车到了蓝姆伽。”能活着走到蓝姆伽，就意味着能活下来了。在那里，杨立福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和休养。

初到蓝姆伽，杨立福高烧42度。当时医疗设备简陋，只能用冰块降体温。

“缅甸籍的护士找来一大堆冰块，敷满我全身，两天之后我的高烧果然退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师部。”在这里，杨立福见到了远征军的最高长官——美国上将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个子很高，大约一米八，汉语说得非常棒！”在杨立福眼里，这位美国将军为人和善、幽默，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

“闲来无事，史迪威始终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一方面他了解中国文化，能和士兵们打成一片，但是另一方面，他听信手下美国教员的话，错怪中国军官。不过，一旦了解真相，史迪威会很快道歉。总体上，他在远征军里还是很受欢迎。”

“看到冈村宁次签字，别提有多高兴”

1945年，杨立福回到祖国，任新六军军部参谋。1946年底，任职廖耀湘任司令的第九兵团警卫营营长。

“1945年9月9日，我亲眼看着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杨立福说，新六军接到通知，要求陪同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参加日军受降仪式。杨立福也跟随军长廖耀湘一起前往。

“大概早上九点钟，来了一辆中国的吉普车，车上下来6个日本人，其中一个就是冈村宁次！”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主席台上只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没有日本国旗。“他们有什么资格挂国旗？都战败了还挂什么国旗？”

杨立福记得，当时，他站在离冈村宁次几米远的主席台旁，清楚地看到冈村宁次的一举一动。

“冈村宁次脸瘦瘦的，大概1米7多一点。何部长先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双方签字，最后冈村宁次把自己的佩剑交给何部长。整个仪式很简单，整个过程非常安静，没有人说话。”

“我清楚地看到冈村宁次签字的动作，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1938年，就是这个老鬼子带兵攻占武汉，害得我全家流离失所！”

“活着已是万幸，别无他求”

1948年，杨立福回到武汉，看望阔别十年的父母。从此，他没有再回廖耀湘身边。

“去缅甸、印度是为了打鬼子，挽救我们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打内战？我找不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就没再回去。”

“1949年，很多昔日的长官和战友都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们去台湾。我拒绝了，我知道去台湾混个一官半职丝毫没问题，但是我家在武汉，父母都在武汉，我不能抛下家，抛下亲人！”杨立福一直重复一个地名——彭刘杨路，“我家就在彭刘杨路，彭刘杨路！”

之后，杨立福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在武汉、北京两地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宁的10年。

“最让我激动的是，1957年五一大游行，我被单位派去接受毛主席接见，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杨立福说，那一刻，他激动地热泪盈眶，因为这表明这个新生的国家已经接纳了他。

但是，1958年，杨立福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直到1981年出狱，在离家门口几百米远的监狱里度过了23个春秋。

出狱后，已是62岁高龄的杨立福开始自谋生计。

“刚开始我在别人的修理店里打工，勉强能过日子。1988年，海峡两岸开始有往来，我联系上了在中国台湾、美国的老战友，他们接济我很多。”

1994年，妻子去世后，杨立福孤身一人，重操旧业开起了小修理店。

“老伴走后，那家小店我开了14年。到了2008年，我90岁了，干不动活了，只好申请住进福利院，医药费和饭钱都是国家承担的。”

如今，老人每天看和那场战争有关的书籍，看曾经的长官廖耀湘的传记，从报纸上搜集战友的消息，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杨立福的外甥龚先生说，老伴去世后，杨立福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大多数时候就是一个人看书。

和杨立福同一病房的许先生，直到记者前去采访，他才知道杨立福原来是个老兵。和杨立福做了十几年老邻居的奶奶，也没听杨讲过这些故事。

“虽然我也有很多困难，但一想起那些死在异国的战友，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活着已是万幸，我别无他求！”杨立福说。

他是谁？

1919年，他出生于武汉市彭刘杨路，父亲赐名“立福”，寓意今生能幸福；

1939年，在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的大潮下，正在湖北省一中读高二的他报名参加黄埔军校；

1942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编22师，任师长廖耀湘的参谋，随后随部队开往缅甸作战；

1945年，他从缅甸回到祖国，亲眼见证冈村宁次签下投降书；

1948年，身为廖耀湘国民革命军第九兵团警卫营营长的他离开部队回家，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内战的意义；

1957年，他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受到毛主席接见，那一刻，他欣喜若狂，感动于这个新生国家对他的包容；

1958年，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从此，他在离家门口只有几百米的监狱里度过了23年；

1981年，他出狱，以开电器修理店维持生计，这份工作他干了27年，直到90高龄；

2011年，已经93岁高龄的他躺在武昌区福利院的病床上，床头堆满有关远征军的著作和报道。

中国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副会长王玉顺：

留在缅甸的湖北籍

远征军人都已离世

昨日，记者电话连线在缅甸的中国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的副会长王玉顺，王玉顺表示，在缅甸，目前还健在的远征军老兵只有20多人，而湖北籍远征军已经全部去世。“健在的20几个老兵，大多住在曼德勒、仁安羌、密支那等以前远征军战斗过的地方。他们中一部分过得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人过得穷困潦倒，生活没有依靠或者疾病缠身。”

近5年十几位湖北籍老兵离世

王玉顺告诉记者，2006年联谊会成立的时候，还有十几位湖北籍老兵，但就是在这短短的5年内，他们相继离世。“有些人生前回过自己家乡，但是大多数未能成行，带着遗憾去世了。”王玉顺告诉记者，由于贫困潦倒，这些远征军老兵回国的费用大多是在中国老家募集的。

“去年最后一位在缅甸的湖北籍远征军去世了，他叫王子安，是武汉黄陂人。”王玉顺说，王子安在缅甸曾和他们一家是邻居，父亲王之平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本报记者王毅曾于2009年6月赴缅甸接王子安回国探亲，回去之后不到一年，老人便去世了。老人离开武汉回缅甸时曾说有两大遗憾：第一，没能吃到武昌鱼；第二，没能找到母亲的墓。回武汉探亲时，王子安告诉亲人：“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骨灰撒在长江里！”

“父亲捧起一把黄土就往嘴里塞”

王玉顺的父亲王之平也是远征军老兵。“我们老家在河南孟津，父亲以前是远征军的汽车兵，负责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后期参加过缅甸战场的大反攻，缅甸战场的战争结束后，因为不愿意回国打内战，他留在了缅甸，但是他至今没有入缅甸籍，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父亲非常怀念老家，他给我的大儿子取名王长华，长华是我们河南老家那个镇的名字；我们在缅甸开了家小食品厂，父亲给它起名叫豫亨食品厂。”记者试图连线王之平，但是老人在电话那头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啊!”

2009年，王之平再次回到家乡河南洛阳孟津县的老家，如今家乡还有王之平小时候住过的老屋，很多亲人都还在。“当时父亲非常激动，捧起一把黄土就往嘴里塞，他说那是家乡的黄土，是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别人是无法理解那种感情的。”王玉顺告诉记者，父亲要求孙子孙女们好好学习，以后要到中国读大学。

临走，当地政府送给王之平一包当地的黄土和一瓶黄河水。

为很少看到中国军人的墓碑遗憾

“我家住在曼德勒，很多远征军士兵当年牺牲在这里，但是在这里很少能看到中国军人的墓碑，作为中国人，我们想逢年过节去拜祭一下，但是连个墓碑都没有。”王玉顺告诉记者，日本人在那里建了很多慰灵塔、悼魂碑，以此纪念死在缅甸战场上的日军士兵，甚至连死在缅甸的日军战马的名字都被刻在了石碑上。

“我们联谊会想为这些死去的中国士兵修个墓碑，但是这个想法至今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毕竟不方便向当地政府开口，我们希望国内的一些公益组织能关注这件事情，如果有机会，在这里建个墓园，以慰亡灵。”王玉顺说，联谊会成立五年来，一直忙于救助在缅甸的老兵，救助他们的生活，或者帮他们寻找在中国国内的亲人，一直没有精力来完成这个心愿。

记者手记

70年等待 只为一句认同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有这样一位老人生活在我们身边。他参加过印缅战场上的对日作战，是当年生死大转移翻阅野人山的亲历者。

真正来到杨立福面前，听他讲完近一个世纪的冷暖人生，突然觉得，黄埔学员、远征军抗日老兵，这些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讲只存在于书本中的概念，竟是那么鲜活，离我们那么近。

采访中，杨立福突然十分激动。他微微发抖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是我70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第一次把这些故事完整地讲出来！”

或许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讲述和倾诉的机会。

他们是活着的英雄，是历史的见证者。唯有记住他们、善待他们，才不至损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历史感。

本报记者张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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