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日本国民性的变迁

本报讯 最近看到本地媒体的一篇评论，讲的是日本福岛事故中，日本两个年龄层所体现的不同的国家责任感，并由此论述日本以及各国国民性的变化，题目正是《国民性的变迁》。这个话题深刻，作者眼光犀利，抛出的问题也令人深思：现代社会，个人之于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靠什么来维系？换言之，国民性靠什么来重塑？

很多年来，我们对日本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武士道”、“大和魂”这些关键词上，基本还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中所归纳的那些——以“神道政治观”作为支柱的国家忠贞感，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民性格。现在的日本，却似乎已经相当“美国化”了，国民性格也随之弱化——至少上文作者如是认为。

然而，最近看到另一篇文章，作者持论有所不同。这篇文章刊发于3月19日的《纽约时报》，题目是《我们至少能向日本人学习一二》，作者名为尼古拉斯·丹·克里斯托弗，曾任《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的总编辑，对日本有长期的观察。作者讲了一大通，核心词正是“gaman”，这是一个英式日文，网上有人译为“我慢”，我们可以理解为“忍”，一种不抱怨而又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这种“忍”又是日本式的“忍”，它有自己独特的语境。

作者承认，在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中，他曾预设了报道立场，有针对性地挖掘秩序失范的例证，曾到处寻找店铺遭劫的经历。可是，他看到的多是社会自救的努力。终于，作者找到了一个刚刚遭劫的小商铺，他按照既定的立场，提出很有诱导性的问题：你是否为同胞的这种低级行为而感到惊讶？可老板回答：那些抢劫的不是日本人，是外国人。预设立场的报道计划，完全失败。多少年后的今天，作者感叹，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都能体现淡然，并自发维系社会秩序，对待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生活都不抱怨，这便是“gaman”。尽管它也有自身的弊端，例如其自治并非协商对话式，而是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缺乏对他者的包容性，排外性明显。

“gaman”是日本人今天所体现的国民性格，它带来民族凝聚力，却又不同于“神道政治”时代的民族凝聚力。“神道政治”时代，民族凝聚力实为向天皇凝聚，天皇是国家人格化的象征。“神道”没落于二战以后，确切地说是二战以后被美国人所改造。但是，这并不表明国家责任感、使命感就此沦丧。“gaman”重新体现了国家责任感、使命感，它是以民族认同、社会秩序的自我维系之方式所体现的。而且这种维系是有效率的，它可以让政府尽量少操点心。

网上有论者提到，日本解决了自由竞争国家的弊端，也解决了福利国家的弊端——社会竞争充满效率，却也享受着高福利保障；高福利保障之下，又避免了懒人病。这种效率与福利的兼顾，其实并非完全受赐于制度因素，它实在是因为有一个稳固的、坚实的基础道德在那里。这种基础道德，维系着生命力顽强的社会基础秩序，并灌注于其国民性格当中。正如克里斯托弗所举的例子：他请孩子的日本同学来家做客，教大家玩游戏，游戏过程中，孩子们自己订立规则，互相谦让与尊重，以避免女孩在激烈竞争中受伤。需知，这些还只是一群小学生。

克里斯托弗在提倡向日本人学习时，将美国人贬得一钱不值，这当然也无必要。但是，学习一二，却是必要的。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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