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北大，何人之北大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关于“北大会商”一事有了新的进展，校方出面澄清说：“学业会商”并非管制学生，亦非处罚学生，乃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所谓“北大会商”是指，由北大学工部、教务部和北大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开展的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自去年11月以来开始试点实施，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拟在今年5月后向全校推广实施。

按照校方的说法，“会商”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实际上如何去鉴定具体的程度很困难，假如双方认同不一，可能就会出现“强制会商”的现象。此外，对于“会商”内容标准的制定，也有欠稳妥科学，最为公众所诟病的一条乃是，何谓“思想偏激”？显然不能简单地把批评学校等同于“思想偏激”，那就等于是抹杀了可贵的质疑与批评精神。当然，对于“经济贫困、学籍异动、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类别的学生给予适当物质和精神上鼓励，出发点都是良好的，但校方也应该清楚，他们所面对的是已成年的大学生，过多地干预介入他们的生活乃至思想，无疑是不明智的。

元培学院开始试点既是形势使然，又是莫大讽刺。组建于2001年的元培学院，在选课、专业划分和提供导师方面，相较于其他学院而言，都更具有弹性和自由。正因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和选择余地，2005年就有18位省状元选择了元培计划实验班，优秀人才与怪才、偏才往往只存在细微的差别，如果说元培学院是“思想偏激”学生最多之处，或许并不奇怪，试点于此也就更是有因可查了。但是不要忘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蔡元培校长的办学理念，学院既冠以蔡先生之名，又冠冕堂皇地违背先生所崇尚的学术精神，这岂非莫大的讽刺。

北大所被寄予的厚望，早已超脱了大学两字，她见证了百年以来中国人不断追求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奋斗历史，几乎已成自由与科学的代名词，如今突然而出的“会商制度”，尴尬的不仅是国人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北大精神，也唤起了人们心底的焦灼与担忧。困扰我们已久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未明言，但无疑多数人心底都还是认为，百年北大应是破解这疑问的最佳之所。

北大的学生认为，“会商制度”不会像外界质疑的那般威力巨大，他们能够坚守秉持内心追求，简单的“会商制度”并不能妖魔化“思想偏激”。也有学生怀疑，所谓“会商制度”不过是学校部门之间的调节较量罢了。这是值得庆幸之处，北大毕竟还是北大，远非人们轻而易举便可“污名化”的，若真如这些学生所言，那就真是做到了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但这无疑又是可悲可叹的，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何以有如此表现，学生不再成为最受关注爱护的主体，而异化成部门争权夺利乃至相互博弈的棋子。

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今日之北大，究竟是何人之北大？如果抛弃了对权利主体学生的呵护，放弃了对自由与科学的追求，一味地沉浸于固有的荣耀与光环，不仅将是裹足不前，恐怕还会是不进则退，假如真是如此，那人们心底的焦灼与担忧，又确实来得正是时候。

放眼全球，可以发现，越是历史悠久越是知名高校，就越是尊重学生个体自由和权利，支持欢迎他们批评学校，哪怕是吹毛求疵，也总是虚心接受的姿态。因为他们深知，并非因为是名校才要做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而是唯有虚怀若谷才有资格可称之为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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