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上个世纪的夏令时吗？

本报讯 ◇ 安平

北京时间晚上8点30分，随着北京八达岭长城、鸟巢、水立方、上海东方明珠、西安大雁塔、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等诸多城市标志性建筑熄灭灯光。中国86个城市、众多个人、社区、企业、学校熄灯一小时。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环保活动——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FF)发起的“地球一小时”全球共134个国家和地区的亿万人群以熄灯接力传递着为保护地球而开展的环保改变。

对这项活动，参与的人多，质疑的也不少。质疑的角度各自不同，有觉得它像一个华而不实的大Party的，有后现代地指斥其“环保宗教仪式”意味的。这些指控，大多基于同一个逻辑前提，即“地球一小时有用吗？”用常见的评论标题概括，“地球一小时了，就能解决（或彻底解决、真正解决）环保问题吗？”

这些质疑不能说没来由。事实上，还有报道指出因为实行“地球一小时”，某些地方或某些人实际上还消耗了更多的能量，等等。

现在这年头，“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多，“伪托”、“作秀”、“画虎不成反类犬”、“种下龙种生出跳蚤”的事情也多。到最后，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事不鲜见，比如当年的夏时制或夏令时。

夏令时又称DST（Daylight Saving Time），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调整地方时间的制度，就是利用夏季天亮得早这一自然现象，人为地将时间提前一小时，以使人们早起早睡，充分利用光照资源，减少照明时间，从而节约照明用电。有些国家DST的使用时间较长，如美国长达7个月，跨越了春夏秋等三个季节，因此简单地用夏时制的概念已经不能完全表达DST的确切含义了，所以有人也称其为节能时。

1986年4月，我国采取夏令时。1992年起，夏令时暂停实行。但夏令时在中国的短寿，又不能作为回避“地球一小时”的理由，或援例预言“地球一小时”将来的命运。

必须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夏令时在中国的无疾而终，究竟是人类对抗自然规律徒劳无功的宿命，还是“橘越淮而枳”的范本，乃至有其他的原因？夏令时在1986年引入我国。其时改革开放甫兴，民众对新事物很好奇，至少在本人所就读的中学，师生都没特别嫌麻烦。到1992年“暂停实行”，原因语焉不详。不过，尽管各国都有些争议，在我们暂停之后，还是有100多个国家继续实行夏令时。今年3月27日，俄罗斯开始永久使用夏令时，把时间拨快一小时，不再调回。

我们不能说世界各国都缺乏常识、自找麻烦，也不能自称“我们习惯了特立独行，凡事都要反着来”，唯有承认夏令时“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的具体原因，就笔者记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对夏令时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时钟虽然拨快，但各地各单位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也随之调整，结果是时钟拨不拨一个样。再深究一点，就是国人更在意夏令时的实际绩效而不想自身为之做出实质的“环保改变”。一旦绩效不显，夏令时也就成了鸡肋。

这其实与当前对“地球一小时”常见的质疑逻辑如出一辙。对类似象征意味甚浓的活动实际效果求全责备，而忽视甚至藐视因之造成的个人改变，除了质疑，便是“超脱”。这么想的人多了，自然“水土不服”。

是的，少随地吐一口痰不能彻底解决垃圾问题，献一朵白花不能真正抚平死难者家属的创伤，但世间哪有那么多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万能解决大法”？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提升，正在每个个人的投入与改变，不仅助人，更兼度己。

超脱的指责自然轻松，却也在观察评估一项活动实效之前先已用个人行动促其“失效”。那导致“水土不服”的“水土”究竟是什么？答案往往是——“袖手旁观者，你我是也。”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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