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会馆寻找整体保护思路

本报讯 由于未进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京西城区30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会馆，正面临拆迁。这些会馆中，包括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它曾为梁启超的寓所。（4月6日《京华时报》）

媒体称梁启超“饮冰室”面临拆迁，颇有醒目之效。“饮冰室主人”曾为梁启超笔名，“饮冰室”为其书斋名号，现在保护得最好的“饮冰室”建成于1924年，坐落在天津河北路。但是，由于“饮冰室”之名早于1924就已经使用，并不对应固定的居所，因此，我们亦可以理解为：凡梁启超寓居写作之处，皆是“饮冰室”。如今，“饮冰室”之一正面临拆迁，着实叫人唏嘘。

事实上，即便不深究“饮冰室”这一独特意义，光是30余家会馆面临拆迁这一事实，就足以让人心寒。

明清以来，会馆逐渐增多，有的作为官商联络之所，有的作为举子周济之所，有的作为行业公会等等——北京会馆以举子周济之所居多，这类会馆也称为试馆。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会馆功能也开始变迁。晚清以来，不少会馆成为新式思潮的交汇之处，即以新会会馆为例，梁启超早期思想即孕育于此，著名的《保国会章程》正是在此处起草。世易时移，这些对近代中国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潮，虽能通过无数文献去追忆，但活物的见证，已如这些会馆一样逐渐流失殆尽。

严格来说，这30余家会馆面临拆迁，都已算不上新闻。随着现代商业开发，会馆逐渐减少，所保留的，也多半湮没于现代楼盘之中，且功能相当错杂。据2010年10月14日的《新京报》报道，北京西城区会馆60年来减少了3/4。也就是说，这30余家会馆所面临的拆迁境遇，只是会馆持续减少的零散例证而已。

保护会馆，虽然有政府部门重视，有文化人士的重视，但在有关如何保护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到有何共识性意见。有意见认为应该物尽其用，让会馆功能与现代商业模式对接，通过合理的商业利用来重新激活会馆的生命力。也有意见认为，应尽量列入文物保护项目，通过既有的文物保护模式去运作。总之，论调很多，方法很多，但由于没有整体思路，挂一漏万，会馆命运因此而分殊，保护的成效也仅体现为“抓大放小”。

从以上论述亦可推论，这30家会馆未进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绝非偶然。既然没有整体思路与保护模式，对待众多会馆也就难有同等的重视态度，名气、价值大的会馆能进入文物保护名单，或者得到开发利用，名气、价值稍弱的没有进入名单，甚至因不适于商业利用，最终被“开发”掉。换言之，没有整体保护思路，保护工作就存在众多盲点，保护工作成了抢救工作，文物价值总在危机时刻才得到追认。

对待地产开发的发展态势宽容过度，文物保护的努力又显得过于吝啬，这正是当下社会的现状之一。当文化人士、政府部门还在为如何保护会馆而喋喋不休地讨论时，地产开发已经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的会馆，它可并没为文物保护的研究工作留下多少时间。我们如今迫切期待会馆乃至所有民间文物能迎来整体保护思路，这需要政府部门在保护工作上提升效率，当然，最关键的是，要为地产开发、文物保护进行正确的排序，正视文物保护的深刻意义。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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