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身价论成败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日前，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言一出，立刻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议。（4月6日《天府早报》）

似乎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董教授还给出一个具体参照点：“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联系起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个高学历者到他40岁时，身价理当达到4000万，否则就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在驳斥董教授此言论前，需要提醒三点：一、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来看，将经济实力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并不足奇。如果说一个高学历者到40岁还被贫困所逼，不说其人生较为失败，说是并不顺意，恐怕没几个人反对。从这个角度看，董教授用金钱衡量高学历者成败，有一定现实依据。二、如果某人以“40岁4000万”为衡量人生成败的标准，全属个人自由。毕竟，以“黄金屋”为读书原动力者，自古不在少数，只要这钱挣得合理合法，有何不可呢？因此，站在学生角度看，某人若以发财致富作为谋求高学历的目的，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三、董教授讲话的对象有其特定性。“那仅是对学生讲的励志话，他们基本都进商界”，作为管理学院教授、房产研究中心主任，董教授用“40岁4000万”去激励未来的商业精英，倒显得正常。毕竟，在商界摸爬滚打者，相比普通百姓在40岁时身价达4000万，几率大得多，这也难怪任志强等地产界知名人士对董教授此话多表示理解。

当然，解析董教授此话的语境因素，并不代表其观点就可被更广泛地接受。相反，“40岁4000万”值得斟酌之处亦并不少。首先，财富的性质应被看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如果说某人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在40岁时取得4000万，都可归为成功，那么“成功”的价值定位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董教授放大了“知识改变命运”。谋求高学历者的命运是否在学习完成之后就一定会有所改变，身价在40岁时达到4000万呢？诚然，人们都希望知识能在社会序列中赢得物质化的尊严，但能改变命运的，不仅有知识，还有制度、性格、机遇，等等。说白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往往不过是增加了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物质财富。

最后，在大学生工资“民工化”的现实之下，“干嘛上大学”常常被提及。董教授此观点很容易让人怀疑是“读书无用论”的另一种表述。那些到了40岁身价却还不足4000万的高学历者，是否要问自己“我究竟读研究生干什么呢”？很明显，“40岁4000万”与“读书无用论”同等，有偏颇之处，在于将金钱作为评价个人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过于功利或过于自信地认为学历高低与物质占有量之间存在必然性正相关。

实际上，学历与身价不能简单画等号，这是常识。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高学历者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恰恰是将接受高学历教育视为将来生活的预备。这显然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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