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据新华社电“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这是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对村民说的话。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不料遭遇冷脸。
其实，政府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邓川还截留了2000元。近3年间，重庆检察机关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涉案金额11.8亿元，许多受害者是低收入群体。
惠民款成“唐僧肉”
据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介绍，近年来侵农害农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乡镇、村社干部“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窝案串案率在七成以上。
调查显示，惠民款变成“唐僧肉”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贪污“私分”惠民款。云阳县普安乡近期挖出干部集体私分公款数十次，侵吞上百万元。其次是虚报人头“吃空饷”。城口县明中乡双利村原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合伙，虚报户头多领了补助款12万余元。
再次是官商勾结“吃回扣”。大渡口区劳动局原局长杨某借分配农民工培训指标敛财，大肆收取“好处费”，搞“缩水”培训，农民工基本学不到技能。
监督制度被“架空”
记者发现，被“劫贫”的低收入群体往往地处偏远，信息渠道有限，一名村民说：“干部怎么讲，就只能怎么信，补偿一直没公示。”即便城市社区，一些困难居民也不熟悉惠民政策。
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惠民款补助面广人多，在申报、审核、监督等环节弹性大、漏洞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良机。前不久重庆城口县挖出一起套取“家电下乡”补偿款窝案，一些业务人员和零售商勾结，骗取国家财政补贴5.3万余元。
“困难群体补助款频遭贪占，在全国不少地区也有发生。”重庆市社科院教授丁新正表示，主要问题是基层干部暗箱操作，深层原因则是体制不健全，监督制度被“架空”，困难群体缺乏维权诉求管道。
让惠民款穿“防腐衣”
“惠民款是低收入群体的救急钱、救命钱。”重庆市政协委员荣修模说，官员和管理者对其伸出贪婪之手，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荣修模认为，要使困难群体的“救急款”免遭侵占，首先要定期拉网巡查，严厉处罚违规行为，对截留、侵吞惠民款的干部实施“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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