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应该追求的世界

本报讯 “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这是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李海鹏所说。如果把媒体人格化，也赋予她一个乡愁的话，那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最大的要义一定是真实与理性，我们应该无限地接近那个世界。

有感于此，与最近的两例新闻密不可分，一例是“药家鑫案”，另一例是“阴性艾滋病”事件。“药家鑫案”的确引起了公愤，但我同时也发现，从杭州“七十码事件”以来，虽近年频发汽车肇事、恶性刑事案件，可理性的讨论氛围却仍未形成，不是众人皆曰可杀，就是众人皆曰杀得好；“阴性艾滋病”事件所带来的困惑更甚于前者，在许多事实还不清晰的情况之下，相关部门就信心满满地澄清辟谣，这遵循的逻辑套路，虽不陌生，却令人费解。

“药家鑫案”当中，最不解之处来自对“激情杀人”的棒杀。“激情杀人”其实是专业法律术语，并非辩护律师自作聪明杜撰而来。可我却不难看到，对于“激情杀人”指责激烈的人，在未经法律审判之前，早已在心底给药家鑫定了刑的人，他们先从道德批判之上判定了药家鑫的死刑，而后也曲解了“激情杀人”的定义，从而佐证自己的结论。与此同时，理性专业的分析却淹没在了道德讨伐的喧嚣之中，理性共识无法达成，因为简单的立场先行，争论落入了与以往讨论类似的境遇。

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应该拥有辩护的权利，律师在为药家鑫做辩护，当然想出用得上的方法，只要合理合法，都是据理力争的依据，这完全是职务行为，可在挟道德律令的反对者看来，不管律师辩护是否合乎程序，内容为何，先是反对，再找来理由证明反对的是无比正确。伏尔泰曾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话在占据道德高地的时候多半是为人所忘记的，极力声讨的人们记住的是春上村树的另一句话：“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的错误。”

“阴性艾滋病”其实是旧事重提了。早在2009年底，南都记者鲍小东就已有过相当详细的深度调查报道，如今所有的怀疑与释惑，不过是在重复当年的叙述罢了。可有关部门过于匆忙的论断，其实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的顾虑。尤其，对于相关的质疑并未给出可靠有效的说法，而委之以心理因素作怪的原因。当然我们确信，心理疾病可能是因素之一，但如此密度类似的患者人群出现，一并告之以心理原因，未免失之草率。

其实，更有效更让人的信服的做法，完全可在跟踪上述采访对象之后做出，毕竟，已近两年过去，当初的采访对象如今有何变化，这远比专家的一面之词更具说服力。但遗憾的是，一旦说服不曾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基础之上，失信一次之后，再要让人信服，难度就随之增加了。

构造真实理性的信息环境，显然并非媒体一己之力所能达成，需要各方悉力维护营造，但又必须指出的是，媒体在追求真实与理性的同时，其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受众。理性成熟的舆论环境需要公正客观的媒体予以熏陶，反过来，媒体对公正、理性的追求也需要建立在透明的信息环境中，两者之间应相辅相成，可如今一方面是公共讨论难以形成真正共识，另一方面是媒体真实与理性的时不时缺席。

◇ 本报评论员 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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