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利益关系的失衡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4月1日《经济观察报》刊发孙立平文章说:
除此(常规的财富转移因素)之外,有几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
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其中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非垄断部门,类似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我国商品流通渠道的成本远远高于国外的一般水平。有人计算,从上海到广州,一公斤货物大概0.5元,而从上海海运到美国芝加哥,一公斤货物不过0.8元。
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财富转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就是由“送礼需求”构成的。
如何控制公车支出
公车改革一度成为舆论热点话题,4月2日《人民论坛》刊发毛寿龙文章说:
在使用这些方法(各地公车改革方案)的时候,需要改善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把内部控制转变为外部控制。第一套控制支出的方案(资金总量控制),虽然可以控制开支,但由于信息外部化后,暴露了把不合理开支合理化的问题,使得方案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所以,要真正控制公车支出,就需要把支出本身公开化,从而获得民意的支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公开用车支出,并获得民意的认可,是这一方案有效运作的先行条件。
其次,控制车,也要变内部集中管理为公开管理。至于是否集中,只是管理方式的选择问题。集中或者分散,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缺乏公开性,所以控制车的机构就会没有力量;因为是内部管理,管理车的机构才会因为不受领导重视或者行政级别的支持而缺乏管理的权威。只要把专车公开,把车的配备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对违规行为也同样公开,才可以真正有权威,把车管好。
第三,管理车的使用。这个方法在芬兰不用高技术,同样可以把车的使用管好,其原因是芬兰的管理,包括GPS信息,都是公开的。而在中国,即使有卫星技术,也很难奏效,其原因是,这些技术都是内部管理技术,没有外在的力量的支持,即使是高技术,也会失效。
绿色殡葬
为何“推进难”
绿色殡葬方式,尽管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而且推行至今已近10年了,但还只是被少数市民所接受,还没有成为墓葬方式的主流。对此,4月4日《新京报》刊发吴祚来文章称:
民政部门当有所作为了,首先要重视传统中国人的伦理,它与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相维系,我们既不能简单粗暴地让人们绿色殡葬,也不能听任人们随意乱葬。中国人传统的生命尊严与养老送终观念,更多的体现在生命的最后归宿中,所谓死者为大,逝者安息权不容置疑应受到尊重。
其次,民政部门要用自己的智慧,找出一条中庸的方式来,例如对绿色殡葬的家庭予以一定的补贴,而大中城市更应该将殡葬上升到文化高度,在城市周边山林空地,立体打造墓园文化区,要保证每一个普通市民以不超出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获得一块长久安息之地。
推行新型殡葬,需要政府在经济与宣传上投入一定的财力与心力,辅以一定的经济调节手段,而且还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另外,应该将其作为重大的课题,通过传统文化专家、建筑规划专家、社会学家等集思广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当代殡葬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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