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出“治安高危人员”偏离法治轨道

本报讯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昨日上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提到“治安高危人员”。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称，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接下来，深圳警方将进一步加强社会面控制，开展“大运安保严管严治严打冲刺十大行动”，重点仍是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4月11日《深圳商报》）

去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将“在逃刑事犯罪嫌疑人员”等7类人员列入“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并不予办理居住证。眼下，被列入“治安高危人员”的7类人员，能否拥有居住证且不问，“清出深圳”就直接告诉人们，深圳不欢迎“治安高危人员”。

从社会心理出发，深圳此举有其一定现实依据，相信很多人也认可这一点：总体上看，“治安高危人员”相比普通民众，前者影响治安的几率更大。深圳警方也用明确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清出“治安高危人员”与改善当地治安状况，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联系。正因如此，深圳有关方面把清出“治安高危人员”认为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做好大运会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过，我们肯定深圳此举的良好初衷，却并不认可其行为方式。于常理上，如果都效仿深圳的做法，那所谓“治安高危人员”岂不是将没有容身之地？深圳此处的“治安高危人员”基本为“从外地流入深圳者”，那么新的问题便是，深圳市本地想必也有“治安高危人员”，既然同样只是可能影响治安，为何“流入者”不能享有本地“治安高危人员”的同等待遇？似乎没有法律规定“有刑事犯罪前科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者不能长期滞留深圳”，更没有法律要求“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特别是经常昼伏夜出”，就不能进入深圳。

“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明显有悖法理。细心点就会发现，深圳列举的7类“治安高危人员”都是“可能危害治安者”，甚至还不能归为“嫌疑犯”。那么，对在法律和事实上均无法被判定有罪的“治安高危人员”施以清出当地的处罚措施，显然是破坏了“疑罪从无”的基本法治原则——清出“治安高危人员”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损害了该群体的相关权益，而一种惩罚手段合法的前提就是相关人存在违法事实。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安高危人员”是否曾经伤害过治安，也不在于将来可能影响治安，而在于我们的执法理念不能陷入有罪推定的怪圈。进而，“治安高危人员”理当是一个法治社会培育、监督、教规的对象，而非简单地清出、排斥。

我们认为，权力人为地标签化部分民众，并损害其正当利益，这行为本身就偏离法制轨道。深圳要建设和谐社会，要保障群众安居乐业，不能是把存在违法嫌疑或违法可能的“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而是让守法的民众有安全感，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遁形，进而形成优良的社会环境，让好人更好，坏人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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