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与听真话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14日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在听取发言后，温家宝指出，“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4月15日《京华时报》）

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一时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讲真话难”是个社会和公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里讲道：“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时至今日，温家宝“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仍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是“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前提。无人讲真话，监督从何而来？但讲真话还需要有听真话的条件，真话讲出来如果没人听进去，再多的真话也等于废话。因此，真话要为办实事提供智力支持，就必须同时抓好讲真话和听真话。

首先，讲真话是听真话的前提，真话首先要有人讲出来。知者尽言，国家之利。而事实上，讲真话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个体来说，不讲真话至少是个人诚实问题（此处的不讲真话含贬义，并不包括生活中那些善意的美丽的谎言）；而对官员来说，不讲真话则很可能造成决策失误、信息失真。但需要正视的是，现实中，讲真话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言说者在讲话前，往往除了要考量自身利益，还要揣摩大环境的接受程度；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阻挠因素，都可能让真话无法发声。

因此，真话讲出来，固然需言说者具备讲真话的资格、品质、勇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但要在全社会营造出讲真话的良好氛围，又不能全依赖于言说者自身的真话意识，更需要于制度上保护和重视讲真话者，既不能让讲真话者因讲真话而受到伤害，也不能让讲假话者钻空子。

其二，听真话是讲真话的归宿。真话讲出来不被待见，必然打击讲真话的积极性，并丧失讲真话的价值。听真话尤其需要政府和官员重视，一般而言，普通个人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并不拥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权力者听不进真话，真话是无法在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应有作用的。

良好的听真话环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虚假的话语泡沫具有侵略性，需要倾听者对假话有相应的鉴别能力和免疫能力；二是面对真话，需要倾听者有重视真话的气量，肯定真话的作用。可以想象，若官员都以“闻过则改、闻过则喜”的态度听真话，何愁听不到真话？从这个角度出发，讲真话市场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倾听者会不会听真话、愿不愿听真话。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是常识，对此常识的认同和应用，与真话拥有顺畅的通道紧密相关。正确认识讲真话与听真话的相互作用，让真话受到制度化保护，无疑是解决讲真话难问题的核心所在。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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