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一份红色封皮、长达十多页的《“镇级市”改革试点建议书》,摆在宜昌市龙泉镇党委书记罗泽旌的案头。
《建议书》中罗不厌其烦地从行政、财政、人事等诸多方面,列举了在龙泉镇现行管理体制下存在的弊病。同时,在文后,他又逐一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今年年初,我省宜昌市龙泉镇以及汉川市马口镇,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定为全国首批城镇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试点镇(“镇级市”改革)。
若不出意外,改革一旦推行,两个镇将迎来一系列权力的下放,各项行政职能将得到空前的完善。按照浙江温州先行改革的经验,乡镇党政主要干部甚至整个乡镇行政级别,将集体向前跃进半格。
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龙泉和马口的人们,将不会再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会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改革试点为何选择龙泉镇?
龙泉镇去年实现财政收入2.71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00多万。今年计划财政收入达到3.2亿元。单就财政收入来说,龙泉一个镇的数额,比宜昌部分区县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今年3月,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迎来了一批重要的客人。中央编办相关负责人亲临当地,对该镇进行实地考察。
中央编办给龙泉镇带来了一份厚礼,此番考察后,该镇将正式被列为城镇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试点镇,也就是被媒体称为的“镇级市”改革试点。我省同时接受检验的还有汉川市马口镇。
尽管目前改革尚未正式推行,但龙泉镇党委书记罗泽旌透露,“已在相关会议上宣布,我们这两个镇作为试点已经定下来。”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央以及各级相关部门正在对改革的细节作进一步研究,“改革势在必行,只是怎么改还在讨论。”
龙泉镇位于宜昌城区以东约20公里,这个小镇并不为外界所熟悉,若提及位于镇内的中国白酒名企稻花香,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能最终入选“镇级市”改革试点,稻花香在经济上的贡献功不可没。
进入龙泉镇境内,远远就可闻到粮食发酵之后飘出的酒香,大货车来来往往,卷起一片尘土。
统计数据显示,龙泉镇常住人口50500人,流动人口2万人。未来规划,全镇12万人。罗泽旌坦言,相比江汉平原一些乡镇动辄上十万人的规模,龙泉确实不能比,“但在宜昌来说,已算人口大镇。”
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工业发展速度,该镇的经济指标让人艳羡。据了解,龙泉镇去年实现财政收入2.71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00多万。今年计划财政收入达到3.2亿元。单就财政收入来说,龙泉一个镇的数额,比宜昌部分区县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即便在全省来看,其经济指标也名列同级前茅,该镇也连续多年当选全省十强乡镇。
据介绍,镇级市的试点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遴选。试点提前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各地也经过了上报的过程。“当然主要还是看当地的条件和经济发展势头,试点镇的共同特点是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发展潜力较大。”
“经济越发达,矛盾越明显”
“虽然我们和县里各部门一把手都是科级干部,但遇到了具体的事情,还是得看人家的脸色。”一位乡镇干部说,一个项目的上马,涉及到众多的审批,但都需要通过上级政府部门来协调。
可是在辉煌的数据背后,也隐藏着城镇发展的隐忧。
“如果不改革,乡镇永远只能是一个个经济数据上的上升,且经济越发达,各种矛盾呈现得越明显。”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项继权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分治”,有些经济发展较好,其基础已不再是农业,却仍旧采取过去农业经济体制,“肯定会对其发展造成制约。”
“小马拉大车,大脚穿小鞋,势必存在问题。”项继权说。
据介绍,在相关会议上,中央以及各级官员均表示,此次的改革尝试,正是为了解决乡镇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龙泉镇党委书记罗泽旌坦言,目前的乡镇管理体制确实会给当地的发展造成束缚。
对此,罗泽旌不愿多谈。“我还是给你讲一个我们探索得比较成功的例子吧。”
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乡镇,经常会有一些项目上马,因此,就会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在同类乡镇中都会存在。”
此前,当地人在得知可能会有项目拆迁的消息后,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私搭乱建之风,让当地的拆迁成本急剧增加。
但是,作为乡镇,并没有对此行为采取行动的相关部门,往往只能临时请区或市里的执法部门出面制止,“但是,这种管理不能形成常态,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行为的发生。”
随着项目落户的逐渐增多,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之后,龙泉镇成立了宜昌市第一个城镇执法监察中队。“虽然,现在只有5个人的编制,但起到了出奇好的效果。”
另一位乡镇干部向记者抱怨,作为最基层的权力机关,责任和权利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很多事情我们想做,但是不在权力范围之内。”
这位干部说,例如一个项目的上马,涉及到众多的审批,但都需要通过上级政府部门来协调,“虽然我们和县里各部门一把手都是科级干部,但遇到了具体的事情,还是得看人家的脸色。”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的工作,只要行政命令一下,最后都要压到乡镇,各种指标接连压过来,使乡镇干部疲于应付。”一位不愿具名的乡镇干部如此描述自己的状况。
按照龙泉镇的发展规划,“十二五”之后,全镇规模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会达到500亿左右,财政收入可达10亿左右。“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要求相关的服务也要跟上。机构和人员,职责和职能肯定要跟上去,所以镇级市改革,有望解决这些矛盾。”
我省有望出现一批“镇级市”
“镇级市”将被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扩大土地使用权、财政支配权、行政审批权和事务管理权,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和招投标中心,完善城镇功能。
除了龙泉镇和马口镇之外,我省其他经济发达乡镇也没有闲着,纷纷祭出“绝招”,试图搭上改革的班车。
据了解,如今,镇级市改革的构想,除了编制系统外,建设系统以及发改系统,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进行试点尝试。
消息甫一传出,湖北省内多个经济发展强镇纷纷应声而动。一位在乡镇工作十年的干部告诉记者,之前的种种弊端无力解决,这么大好的改革机会,没有不争取的道理。
“此前,上面给我们下达了很多考核目标,但作为一个乡镇来说,经济发展才是其根本。”该乡镇干部说,他们乡镇就像一个向上面输送“弹药”的机器。
财政分配上的“不公”,也让乡镇干部私下怨言颇多。
“尽管我们镇去年的财政收入有近两个亿,但实际上,能留给乡镇自主支配的却只有区区几千万。”因此,在很多事情上,乡镇都感觉力不从心,“做什么都得花钱啊!”
即便是在经济发展如此超前的龙泉镇,记者看到,因管理权限以及财政分成方面的问题,其城镇的面貌,还是与其他乡镇并无太大差别。
街头的路边,停着大量载客摩托,镇上卫生状况并不太好,街道两边都是成片的私房,摩托车、电动车到处穿行,全镇只有一处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灯,更看不到交警的身影。
罗泽旌在其改革建议书中还提到,乡镇政府机构人员缺编,年龄结构不合理。龙泉镇特殊的区位优势以及经济总量等迫切要求有更多的人手来服务于全镇经济社会。但现在的状况是:服务于全镇经济建设抽调的人员过多,实际在政府工作的人员不足,无法满足行政效能的要求。同时镇政府没有人事任用权,不能合理的根据岗位配置最佳的人员,发挥出人岗匹配的最佳效果。
这一状况,在受访的其他乡镇中也普遍存在。
今年年初,又有好消息传来。我省建设系统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我省将选择镇区户籍人口在5万人以上、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重点中心镇,开展“镇级市”试点,未来五年有望出现一批“镇级市”。
“镇级市”将被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扩大土地使用权、财政支配权、行政审批权和事务管理权,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和招投标中心,完善城镇功能。
“镇级市”能给
居民带来什么?
“改革之后的龙泉将按照城市的管理方式,首先,人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农民真正变身市民,也会逐步享受与市民相近的待遇。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问题,也会逐渐参照城市的标准。”
“镇级市”这一石破天惊的提法,出自浙江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之口,并于2010年2月首次见诸于媒体。
一年多以来,试点已在温州市5个乡镇中逐步推开。
作为先行者,温州的做法是,加大对强镇用地、财政、项目的扶持力度,扩大县(市)派驻强镇部门权力。同时,要求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镇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招投标中心。
县(市)派驻强镇的机构建立分局。同时,试点镇的党政主要领导实现“高配”, 镇委书记可进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
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全国推行的镇级市改革也会部分借鉴温州改革的经验。
对于未来会怎么改,罗泽旌显得尤为谨慎。
他说,未来是设市还是设镇都不是问题的焦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特别提出,不管是镇还是市,不论是正科级单位还是副县级单位,都隶属于夷陵区管辖。“这个必须要旗帜鲜明,这也是我在汇报材料中第一条明确的。”
同时,他的话锋一转:我认为,结合龙泉实际,还是设镇级市比较妥当。龙泉作为宜昌市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九大组团之一,从它的发展和未来在宜昌市的定位来看,改成镇级市有利于发展和城乡统筹。
同时,他也根据本地实际以及温州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他认为,镇改市,老百姓积极性和热情还是不一样,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龙泉镇的改革已在镇内悄然传开,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改革之后,到底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对此,罗泽旌表示,“改革之后的龙泉将按照城市的管理方式,首先,人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农民真正变身市民,也会逐步享受与市民相近的待遇。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问题,也会逐渐参照城市的标准。”
在这项重大改革尚未正式推行之前,罗泽旌表现得异常坦然。他说,目前镇内有多个项目正在上马,党政主要干部都扑在项目上,现在无暇顾及未来是镇或是市上面。“实实在在的工作和发展业绩才是最大的说服力。”
龙泉镇虽然经济发展超前,但因管理权限以及财政分成方面的问题,其城镇的面貌,还是与其他乡镇并无太大差别。本报记者 刘飞超 摄
本报记者 刘飞超
制图 徐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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