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村：最后一位村医的困惑

徐晓东上门给老人打针。

78岁老人陈帮贵的子女全在外务工，闲暇时她捡塑料瓶换钱。

先锋村的养猪示范户李弼才在看护自己的猪崽。

先锋村大路小道上很少见到人影。

本组图片本报记者马秀佳摄

本报讯 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只要病人打电话来，他即起身火速赶往病人家里。今年41岁的徐晓东，是先锋村唯一的医生。

“如今做村医不比老一辈，讨不来好生活。”徐家三代行医，他常感慨自己的一生被一件白大褂给困住，“想走，却又放不下村里的孤老们”。

先锋村里原本有1568人，但现实际住村的不到500人，壮劳力都去了城里，留下的绝大多数是老弱病残。

父辈们的黄金时代

徐晓东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型书架，最上面的两排陈列着四五十本发黄的老医书。徐说，这些是从爷爷和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爷爷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中医，出门行医，全靠步行，比我们要苦得多。”徐晓东的爷爷名叫徐胜武，66岁去世时徐晓东只有3岁。徐对爷爷没什么具体印象，只是隐约记得，家里的药房是最热闹的地方，“小时候，很崇拜爷爷，觉得他是个‘伟人’”，因为爷爷走到哪儿都有村民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遇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经过谁家门前，主人便扯着爷爷的胳膊留吃饭。

在徐晓东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村医父亲徐伯林也很了不起。“他14岁开始学医，年轻时还去江夏卫校进修过。靠行医养活全家六口人，还供姊妹四人读书，很不简单。”徐晓东的爷爷去世后，父亲徐伯林就接过诊所，继续行医。在徐的印象里，家庭虽不算富裕，但也很少为没钱发过愁。

那时，打工尚未兴起，村里人仍旧依靠种地赚钱生活，父亲的小诊所还充当起了村文化中心的角色，农闲时候，人们都喜欢聚集在这里闲聊。“现在冷清多了，一般都是我上门诊病。”

他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徐晓东17岁入行，除了先锋村，他还兼任邻近两个村的村医。多年来，他养成了24小时开机和摩托车“不差油”的习惯，对村里的每条小道他都烂熟于心。

“年轻时也挣扎过。”1991年，21岁的徐晓东结婚了，在打工、下海潮的裹挟下，他东借西凑弄来上万元钱，去纸坊租了个门面，做起了建材生意。次年，56岁的父亲患上胃癌，闭眼前，将他叫到床头，“老爷子说村里不能没有医生，要我这辈子安安分分回村行医”，徐晓东强忍着泪水，点点头。

“在村里呆久了，就越走不开了。”这几年，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孩子在家，条件好一点的，把孩子也带走，只剩下老人。他们是最羸弱的群体，一旦患病，无法外出就医。

“有个60岁的老爹爹，4个儿女全部在外面打工，去年爹爹得了食道癌，住不起医院，只能在家，每天靠打针维持生命。”一针二十多块钱，有钱当天给，没有就先赊着。来回的摩托车油费也要自己贴，“有什么办法呢，看老爷子家穷成那样，多要一分钱都开不了口。”

也是去年，大概5月份的样子，邻村孙家媳妇难产，找到徐晓东，“我一看，人快坚持不住了，要他们快往医院送，治疗过程中，没钱了，我自己垫了300块。”几天后，孙家媳妇总算是抢救过来，却没钱住院休养，不得不回村，徐晓东又被叫来给产妇打针。“连续打了十多天，医药费大概有个三四百，一分钱没给。老孙说，等来年打工了，一起给。”

徐晓东说到这里时，突然情绪有些激动，反问道：“村民来找，是把你当成‘救命稻草’，你是个医生，能见死不救吗？”

村医断代，后继无人

“我这辈子‘混’过去算了，不想让子女再入这行。”徐晓东家兄弟三人，他年龄排老二，经济实力排倒数。“老大搞一年能抵我干十年”，大哥在纸坊做建材生意多年，年收入20多万元；弟弟在河南开面厂，月入5000元。

“平均下来，我每月能挣2000多块，要养老人和供孩子读书，日子过得很紧巴。”徐坦言，如果当年坚持做建材生意，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好很多，最少能在纸坊买套像样的房子。2009年，夫妻二人拿出半生的积蓄，在纸坊街上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商品房，首付14万元，剩下的二三十万贷款需要偿还20年。

基于现实的考量，徐晓东和妻子都希望子女远离村医这个行当。女儿徐青主现在纸坊街上一家网吧里做收银员，她高中毕业时想去读卫校，被徐晓东阻止。儿子徐常青现就读于江夏实验高中，成绩不错，“儿子除非能考上医科大学，不然也不能让他学医。”徐晓东望着自己的诊室长叹：“有可能，我是先锋村最后一代村医了。”

本报记者 马秀佳

村民来找，是把你当成“救命稻草”，你是个医生，能见死不救吗？

我这辈子‘混’过去算了，不想让子女再入这行。

有可能，我是先锋村最后一代村医了。

——徐晓东

村里三分之一的家庭在纸坊街上买了房，这是大趋势。

——先锋村村书记徐光辉

“纸坊买房”和“进城打工”

“村里三分之一的家庭在纸坊街上买了房，这是大趋势”，先锋村村书记徐光辉说。

先锋村位于山坡乡最南端，地处丘陵岗地，多湖。全村1568人，但常年住村人口不到500人。驻村的10天里，记者在田间和村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面孔，听到村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纸坊买房”和“进城打工”。

44岁的李粥才，是村里规模最大的养猪户。“2004年开始养，从11头母猪，扩大到现在的50头，年收入有个20来万。”李有一对儿女，现在区里读书，他当下的愿望是扩大养殖规模至80头母猪，赚更多的钱，供孩子读书，将来到纸坊买房，帮着子女在城里安居乐业。因为“城里热闹干净，交通发达，有大型医院可以瞧病，只要有钱，想买点什么都十分方便。”

80后徐福林，高中毕业后去了广州，在某通信公司做设备安装员9年，月薪5000元。2007年，徐福林25岁，父母花费13.5万元，在纸坊街上买了一套135平方米的商品房。“一部分钱是我打工的积蓄，剩下的是找亲戚朋友借的。买了房，上门提亲的人多了起来。”2009年，徐福林结婚，次年就辞了广州的工作回到老家，现在纸坊街上找了一份装修管理工作，月薪3000元。“刚回来很不适应，村里没几个年轻人。”他用“死气沉沉”形容曾经生活过的村庄。

“只有到过年的时候，孩子们放假了，外出务工的人回来了，村里才有点生气。”村长徐光辉说，这些变化，是从近五六年开始的。“年轻人，到城里去”，像句鼓舞人心的标语引导着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满怀热情，奔向城市。本报记者 马秀佳

驻地：江夏区山坡乡先锋村村委会

时间：4月19日-4月28日

记者：马秀佳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