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张学荣
本报讯 自4月上旬开始,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本报记者兵分数路,深入武汉市郊农家,一沉下去就十天,与农民同吃同住,零距离地了解基层,感受农村生活,观察农村变化,成为短暂却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时代影像。
如果你想去外地打工,可以把家里的地让给别人种,对方会给你一定的租金,等你不想打工的时候,可以回家继续种地;这就是土地流转。在蔡甸区消泗乡,土地流转培育了一批小“农场主”,他们不仅种田赚钱,同时还能很好地照顾家庭。
承包20亩年赚两万元
天刚刚亮,当邻居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三合村村民高翠云便匆忙地走出家门,提着水桶和铲子匆匆赶往地里。今年她格外忙,因为她种了30多亩地。“我自己家里只有不到十亩地,剩下的都是租别人的地种。”高翠云告诉记者, 只要加油干,除了需要交给“地主”的300元地租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了,一般情况下每亩地净赚1000多元没有问题,20亩地一年可以净赚2万元,加上自家的地,总收入3万多元。
“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的地留给老人也种不好,所以我就承包他们的地。一方面可以自己种地赚钱,更重要的是我还能顺便顾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我去打工,这些都做不到。”高翠云说,自己不愿意让这个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所以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再出去打工,一心一意地当农民,好好种地。
记者调查发现,在消泗乡,类似的土地流转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外出打工的人把地转租给愿意种田的农民,自己能一心一意地在城里打工,种地农民也可以适度规模化经营。
农业补贴到底该发给谁?
“我们九组转包了邻村800多亩田,按照中央谁种田谁拿补贴的原则,每亩50多元的农业补贴应该是种田人拿,但是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到。”九沟村九组村民李民(化名)告诉记者,他是从外地迁到消泗乡的,所以自己家里没有地,于是转包了邻村的地,整个九组都和他一样是移民,总共承包了邻村800多亩农田,他们疑惑的是,从别人手里转包土地后,国家发的农业补贴该谁来拿?
“按照规定,流转数量为1000亩以下的,国家补贴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人来拿,也就是‘地主’来拿;在1000亩以上的,种田补贴发给转租的承包人,也就是种田人。”蔡甸区农业局纪委书记辜振杰告诉记者,由于小数量的土地流转缺乏规范的合同程序,很难进行管理,更不可能把农业补贴发到承包转租人手里,这种做法也是为了鼓励较大面积的土地流转。
蔡甸区农业局局长何国桥表示,土地流转并不尽如人意,速度太慢、规模太小、难于形成种田大户等,是目前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土地流转培育一批种植大户,他们将会是农村的致富先锋。”
专家:谨慎对待大规模流转
“像这种规模不大、租金不高的小规模土地流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使得一部分中青年农民留在了农村,而且每年收入两三万也很不错,通过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换算,他们的收入不一定比外出打工少。”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部分中青年农民因为能承包到别人的田,留在农村安心当农民对农村社会意义重大,“因为他们构成了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农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领导者,简单地说,是他们让乡村社会的系统正常运转。”
对于土地流转,贺雪峰也有自己的担忧:“最可怕的是资本裹挟下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一旦土地大规模流到企业或老板手中,情况会比较麻烦,因为那个时候种田的不再是农民,农民就会逃离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这些人既不能担负起村庄的公共事务,也不能有效地和资本进行对接,因为他们既不能和资本一起去追求利润,更不能和资本谈判。”
对于谁该拿农业补贴,贺雪峰认为,这完全是市场行为,政府最好不要干预,因为一旦明确让种田人拿补贴,“地主”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地租的方式把这点钱拿回来。本报记者 张学荣
老龄化的农民,远去的乡土
74岁的王幸润提着水桶走在前面,跟在他后面拿个瓢的是他的老伴。老两口准备去地里给快要枯死的棉花浇点水。老人种了8亩田,4亩小麦、4亩玉米套棉花。老人说,本不想种小麦,因为小麦收益小,但是小麦的活轻一些,年龄大了,只能种点“懒庄稼”。
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村里几乎见不到,“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已经成为一段传说。村里组织农业技术培训,只来了十几个人,因为这些老人压根儿听不懂专家在讲什么,所以索性不去。一位乡镇干部在闲谈中告诉我,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群体一定是农民。农民的老龄化影响的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乡土社会的健康生长。
理想中的农村并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域,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生活单元。生活不能等同于生存,生活更多地强调文化、强调温情。我离开农村到城市已经5年,但一年中最享受的还是回家的那几天,或许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因为农村是很多人的根。其实所谓的根往往是一些很具体的情愫,小时候喜欢天一亮就赶着羊群去山那边的水草地放牧,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回族姑娘、藏族姑娘,但是如今我再回家,已经很难看到她们的身影,因为她们都通过各种途径到了山外面的世界,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在蔡甸驻村的十天里,只有鸡鸭仿佛能唤起部分儿时的记忆,就连老人都不能,因为记忆中的老人都是找个向阳的地方靠着墙根坐下,晒晒太阳、唠唠嗑,他们没有像现在这样疲惫和无助。
真正的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彻底地摧毁整个乡土社会,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发展小城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留住一部分人,不要让所有的农民都离开农村。
本报记者 张学荣
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的地留给老人也种不好,所以我就承包他们的地。一方面可以自己种地赚钱,更重要的是我还能顺便顾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我去打工,这些都做不到。
——三合村村民高翠云
驻地:蔡甸区消泗乡三合村
时间:4月18日—4月29日
记者:张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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