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 李记(郑州 媒体人)
一项调查显示,职场人士中,48.6%表示自己压力很大,72.5%表示工作压力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其中近六成怀疑自己有轻微抑郁症状。(5月3日《国际先驱导报》)
最近几年,白领过劳死的问题,几乎在每年的劳动节前后,都会有相关讨论。某种意义上说,“美女硕士”潘洁的疑似过劳死,只是新一轮讨论的引子。诚如报道中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的那样,白领过劳,已是一种职场常态。在我看来,当过劳成为常态,“加班”成为“文化”,“治疗”白领过劳始终未能找到“良药”,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
如果条件许可,没有人会拒绝更为安逸和轻松的工作与生活。问题的关键是,当找到尚可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压力,为保住工作、求得进步,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超时工作、不计报酬时,被迫选择已成为主动。表面上看,恶劣的职场环境是罪魁祸首,而实际原因恐怕还是,法律监管的空白和制度约束的乏力,这些应该担负更主要的责任。
我国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针对“过劳死”的规定仍处于空白。而且,相关方面没有及时给出法律完善和制度健全的跟进,而是简单地将解决问题的途径,推给劳动者的自觉,这显然并不切和实际。试想,为了生存和上升,在制度呵护路径不清晰的情况之下,认识到过劳问题的严重性,距离过劳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法律和制度尽快对过劳死进行界定,只是开出的“良药”的一剂。防止出现极端问题而开出的治疗“良药”,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还需进行“过程”的治疗。比如,应该尽快出台《工资条例》,建立劳动者在强势资方面前工资协商、薪酬博弈的平台与机制——如果加班费的发放能够及时、足额,未必不是产生倒逼的良方之一;再比如,如果工会的力量能够足够强大,工会确实能为普通劳动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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