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高校会真的“破产”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全国高考生源在2008年到达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速度加快趋势，这一态势将可能延续至2017到2020年前后。

生源的持续下降，必然使我国高等教育学校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一些办学质量不高的学校，将在生源竞争中，面临破产关门的局面。

根据高校的现实办学情况与目前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最先受到影响的恐怕是非学历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近几年来，不少非学历(自考助学)的民办高等学校由于生源萎缩、学费收入减少、自身管理混乱等原因已陷入困境。

其次是虽纳入计划内招生、但并未形成特色的民办高校。我国民办高校的招生，大多被放在各地的三本(从二本中分离出来)以及专二招生(从专一批中分离出来)，再加上学费比公办学校高，因此很难吸引优质生源。

再次是公办的高职高专。各种统计数据显示，高职高专的就业情况要好于本科以及研究生，可是，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包括公务员招考提出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高职高专在招生中，人气并不旺。一些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高中毕业生数量的下降，减少了当地高校在本地区的招生数，而减得最多的就是高职高专层次。

相对而言，目前的“985高校”、“211高校”和本科院校，受生源萎缩的冲击要小一些。但是，他们不都是靠自己的竞争力确立了教育地位，而不少是靠包括高考招生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保护。这种局面如果持续存在，不利于教育的公平竞争。

以上这种“排序”本身，某种程度体现的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地位高低。这种地位并非全由学校办学质量决定，而受到目前的招生录取制度和有关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影响———民办高职高专放在高考最后一批录取，毫无疑问将处于招生劣势；而民办本科的招生放在公办本科之后，也从制度上限制了其竞争性。

5月4日《新京报》社论

实现禁烟法律与民意交融

5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可以被看做是国家行为在禁烟领域的一次单兵突进，但亦可被认为是长期怠于履行责任之后的一次补救。究竟收效会有多大，确实有待更长时间的观察。无论是从个人健康角度还是公共文明程度考量，禁烟本身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认识障碍，在禁烟问题上的共识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如何禁烟，如何在执行难之外，直面某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社会恶习？

环顾各国在禁烟领域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严格的执行，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起表率作用———无论是不吸烟的表率，还是吸烟后照样被处罚的表率。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还在于，在中国这个人情大国，除了处罚吸烟者会被人情干扰，人情本身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对不吸烟者的环境压迫，吸烟成为很多人不得已的交际需要，是否吸烟成为判断个人性格以及合群与否的标准。如何突破被人情所缠绕的控烟难题，可能是另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

此次烟酒禁令同时摆到公众需要认真面对的桌面上，再不能有“研究研究”的推诿与侥幸了。酒后不驾车，吸烟不伤害到他人，这原本是最基本的一些文明准则，私权利要有良好的自我约束，其自由实现的底线便是对他人不构成侵扰与损伤。总要有个开始，向那些普遍的文明规则看齐，我们已经落在了后面，赶上的前提便是认真地做起来。

5月4日《南方都市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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