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结构问题，直接针对存在过热的地方投资与地产开发，给予有效措施使之降温，比如果断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支持的地方政府举债投资，打击房地产投机等，先让这些政策的效果得到体现，才能够让宏观决策有更加清楚的判断，到底多大的加息和升值幅度，才不会对整体经济构成承受不了的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非常关键。
当经济局部领域过热导致货币政策过于收紧，其他产业则会因为成本增加而出现萎缩，全球资本也会迅速以此来做空中国。只有通过经济软着陆、摸清整体情况后，才知道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其他各项政策，应该怎样走。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面临的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依靠负债式的地方投资、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转嫁，不但走不出陷阱，还会让困局更加复杂。
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他们的成功经验，就在于遵循了传统，财政上量入为出，没有靠各种债务市场和金融工具市场，来回避直面结构性矛盾。所以在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完成时，依靠地方举债和信贷衍生品发展，值得警惕。
6月20日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郭凯
责编：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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