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治国理政重在执政理念转型

本报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中国共产党建党已90周年。90年来，国家时局多变，而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转型。今天，重提转型，仍有现实意义。

从时间上来说，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开始于1949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的首要任务已经变化，其工作重心由领导人民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转向为国家建设，逐步兑现革命时期向人民许下的承诺。当然，说“国家建设”，并不意味着革命远离，只是革命自身的目标也在变化，具体来说是从政治革命转向为社会革命。第一阶段的国家建设，也是从社会革命而始。我们知道，中共拥有成功的革命斗争理论、经验，而社会革命需要这些理论、经验，尚待巩固的新生政权同样需要这些理论、经验。因此，国家建设之初，革命色彩的延续成为必然。

社会革命成功，并且国家建设上了轨道后，转型就需要从理念上深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如下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提出这样的问题，相当于强调执政转型需要从理念上深化。延续并且回答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便是：中共“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区分执政前后的政党身份，明确“转变”的存在和意义，可谓中共执政理念转型的标志。

转型从理念上深化，就要意识到执政规律的存在，进而摸索、尊重执政规律，以符合执政规律的治国理治方式替代传统的治国经验。而摸索这种执政规律，也成为新时期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共执政能力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总结，包含国家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执政理念转型从理念上的深化走向执政规律、执政方式上的细化，并且已经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各个事业的规律有了结合。

当然，执政规律也要分清特别和一般。特别规律，自然是从本国国情摸索得来；一般规律，则是现代政党运作的基础规律。不能因为一般而忽略国情，也不能因为国情而忽视一般，两者需要结合。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立足于国情，同时按照一般政党规律来办事，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长期执政的政党。

那么，我们当下的国情是什么？作为共识，当下的国情是：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利益分殊。因此，代表中国最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更要从严治党，更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因为其所面临的治党要求、执政要求是超出于其他国家政党的。

政党的一般规律又是什么？自然是在社会整合、利益综合等基础上，不断扩大其代表性，将更多数人的利益变成政党利益，进而在法治程序上将政党利益国家化。近段时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后，应当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宪法和法律，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这是党在夺取政权与执政时期的最大区别。”这句话，正是对这种规律的承认与强调。

从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政党，向现代的执政党转型，是中共历史转型中的一环，也是重要的一环。这种转型，并非于今才始，但在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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