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最新一期《瞭望》刊登“退休干部‘制度化去向’”的文章，对退休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建议：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进行制度性安排，不但可使退休领导干部发挥余热，继续服务于社会，也有利于预防权力期权化。
所谓“权力期权化”，简单点说其实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少数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期间为规避监管的风险，为他人牟取非法利益，却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基础。实际上这可以看成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变异衍变，它更强调的不是权力的眼下变现，而是把权力运作当成了一种长远的投资，在位期间付出，退位后再收益。
“权力期权化”的现象成为腐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和新动向。去年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经调查发现就有福建省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在此任闲职，还有来自北京和省里的前领导干部，领着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可以想象，这些退休干部与现任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无形之中可能就起到了庇护企业的作用。而且，相比一般的权力寻租腐败，这样的腐败更难以查处，因为所延续的时间更长，隐蔽性更大，相应的监管也就更为困难。
当然，退休领导干部为政府工作多年，积累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知识，退休之后继续发挥余热，不仅是鼓励的，其实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难免牵涉之前工作关系，权力若有若无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如何确保制度性合理化的安排就显得尤为必要，既能满足社会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要，又能够尽量规避腐败的隐患。
《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规定实际效果并不大，因为许多表述并不十分严谨，鉴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仅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这一点就并不好判断。
“权力期权化”之所以能够出现，很大程度上仍要归结于权力本身，而非退休领导干部这个特殊群体。现任的领导存在类似影响力，是正常现象可以理解的，但何以离任之后，相关的影响力仍存在呢？这就说明附着的权力，并未随着去职而同时减去，也就是说，权力的最终发出主体可能不是职务而是个人，这或许就是中国官场生态的现状。只有真正消除权力的隐形磁场，让权力回归到公器这一本质定义上来，制定清晰公平的赋予机制，才能对权力进行驱魅，避免成为个人私器之虞。
防止“权力期权化”现象，需要顶层化设计，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套新的机制，而对旧有机制细节性地修补，往往起到的效果又并不显著，这就需要有上层的中央政府从总体上制定框架性的构建。反腐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现在更为关键的是执行魄力与最优方案了，对退休领导干部去向进行制度性安排，只是问题链条的后续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前期工程，制定合理有效的权力运作赋予程序，鼓励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并落到实处，真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权力期权化”。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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