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岂能“唯宽是济”

本报讯 ◇张贵峰（湖北荆门 市民）

云南男子李昌奎残忍奸杀了19岁的同村少女后，又将她3岁的弟弟倒提摔死……然而，该案在一审被判死刑后，二审却被改判为死缓，理由是，“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面对舆论的强烈质疑，云南省高院表示，“对此事非常重视，已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详见本报今日A14版）

“残杀两命”并且残杀的对象是妇女儿童，仅仅因为“自首”，二审便被“从宽”改判“死缓”。如此反差鲜明、罪刑严重不相称的二审改判，改得令人难以置信。

按照法律，“自首”当然是“从宽”的依据，但同样按照法律，“自首”又并不是必然导致“从轻”的依据。因为更为根本的量刑依据其实是犯罪事实、情节、危害性。这正如我国《刑法》阐明的，“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缘此，《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曾专门明确：“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可以不从宽处罚”。

李昌奎一身犯两项暴力重罪，且连续杀两人甚至不放过3岁幼童，犯罪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主观恶性之深、危险性之大，显然已是无以复加。这种背景下，岂能以区区一个“自首”，便宽宥其刑？同样的“自首”、“积极赔偿”，此前的药家鑫不仅全部具备而且更为诚恳，但药家鑫依然被“从严”维持死刑判决，现在罪行同样严重恶劣的李昌奎何以反能“从宽”改判“死缓”？

这些年，在刑事尤其死刑判决上，我们一直在强调“宽严相济”。究竟什么是“宽严相济”？显然并非一味的“宽”或者“严”，而是宽严适当、恰如其分。这诚如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的，“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既要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一味从宽”。为此，《意见》要求，“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显然，如果连李昌奎奸杀案这样的恶性案件，都可以“从宽”免死，那么“从宽”的底线也就荡然无存了——还有什么样的案件是不能“从宽”的呢？而“宽严相济”，也就彻底蜕变为“唯宽是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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