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亡打捞应纳入公益范畴

本报讯 事发本月4号晚，汉阳晴川桥下4名年轻男女在江边玩耍，3名少女不慎溺亡，附近渔船前往打捞，向死者家属索要3万元打捞费，受到围观市民的指责。（详见本报A06版报道）

围观市民的指责，并不难理解。有人溺水，救人本是一件争分夺秒的事情，溺水之后多久才会溺亡，这于人而异于时而异，如果溺水者稍识水性，可能在水中挣扎的时间就会长些，如果溺水者运气稍佳，攀附到漂浮物也不一定。之所以不遗巨细地预测溺水之后的情况，其实是为了说明，溺水和溺亡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这当中人为地及时抢救，所起的作用殊为重要。正因为及时抢救的重要性，如今掺杂了过多的经济利益在其中，难免让人怀疑没有见死不救专捞死尸的动机。

正因如此，在讨论捞尸费之际，基于朴素的道德认识，我们常易掉入自我预设的审判机制中。于情而言，拿到钱再去捞人，或者更甚者挟尸要价，这都极易被划入到见死不救见钱眼开的口诛笔伐范围；于理而言，打捞公司自身需要运作，有付出自然要求有回报；折中之论，只能是夹在于情和于理之间，左右为难莫衷一是。

溺水者、溺水者家属及救人或捞尸者，这三者其实并非一个完整的溺水救助链条，当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环缺失了，即政府。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自我预设的道德审判机制，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就不难发现，原本应起到庇护公民作用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置身事外，留下了纷扰不息的讨论争吵。

正是因为政府的缺席，才使得原本简单的救助问题，背负起了道德的重大枷锁，让参与讨论的人们，只能从自身情绪出发，而忽略了背后问题真正的实质。这样的结果就是，每出一次天价捞尸事件，就集体愤怒发作一次，可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实质性的制裁，所以并不能杜绝下一次天价捞尸事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陷入具体而琐碎的事件纠缠当中，离恒定的事实价值判断越来越远。

捞尸行业，应属于公益领域，而不是纯粹谋取私利所在，政府原本是应该积极尽早介入的，而非处在观望者的位置上。当然，组建一个专业的公益打捞团队，只为预防溺亡事件，这或许并不符合经济效率，毕竟，专业投资可能不菲，而基本又处于闲置状态，可能单纯从经济角度而言并不划算。实际上，民间专业的打捞公司早已发展起来，既然政府暂时没有能力亲自涉足，那就应该借力维护好公民的生命安全，对于打捞公司的行为作出适当规范或是政府出钱购买其服务，至少应该强制规定收费行为。

溺亡打捞应该纳入公益范畴支出，这样既能避免打捞公司的消极怠慢或漫天要价，又能最大程度体恤家属的悲伤、维护死者的尊严。如果政府能够尽快重视起来，就能尽早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在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内，当地民众溺亡之后仍要支付天价捞尸费用，不管于谁而言，这都不仅只是让人愤怒而已，更是罔顾生命良知的耻辱之事。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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