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毕业照片上 缺的是领导

本报讯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1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让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 》的发言，并因为一位女生没有被拍进毕业照，向学生鞠躬道歉，这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东方早报》7月3日)

学院老师认为责任不在学院，对此，杨玉良校长的反问是：“试想，照片上缺的不是这位学生，而是我们某位学院的院长或者书记，又会怎么样？”

现实中，“让领导先走”、“给领导让座”、“替领导打伞”、“为领导拎包”的现象一再上演，在以“领导为重”的语境下，“官本位”厚重的大学也不例外。因此，杨玉良校长提问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很多大学的教室、食堂等公共场所，多多少少都会看见这样的标语——为了学生一切，一切为了学生，可那些铿锵有力、短小精湛的大学校训和箴言，有多少是真正地融入到大学的灵魂和精神中去了？

大学四年，除了毕业时到手的文凭，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本质是对大学教育本质的追问。杨玉良校长说：“剩下的东西应该是一颗自由而年轻、真诚而脱俗的心灵。心灵是一所大学能给学生最宝贵的东西。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以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

7月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若尘

大学校长需要

退出学术委员会吗

目前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不啻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未必真能解决学术问题。即使我们坚持这种由委员会决定学术的体制，校长也不必退出。今日的校长多数都是院士或学科带头人（现在大学党委书记也多半是学术带头人），一位学有所长、肩负重任的学者，为什么要回避学术决策？

集众性学术问题的“解决”，当然涉及权力。大学里一个任期较长、成员固定的常设学术机构，有校长参加，应可强化决策的推行。而校长参加了，委员会也未必就会成为代校长立言的机构。我们千万不要仿效“不仁者见不仁”的取向，把那些学术委员都预设为一群当着校长一套背着校长一套的小人。若真如此，我们还能期望这些委员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吗？那就不是校长应否退出学术委员会的问题了，而应当先改组学术委员会，把那些可以在校长面前说“不”或说“是”的人吸纳到学术委员会里来。

按照现在流行的“行政化”思维，若因校长代表“行政”故应退出学术委员会，那副校长呢？院长、系主任及其副职呢？这些人都退出各级学术委员会后，学术在校园里的影响力就能得到强化吗？又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强化？若是校长一人退出，而上述这些人仍在（甚至基本由这类人组成），似乎表演性质大于实质。

简言之，大学校长参与或退出学术委员会，若是个人行为，便无需大书特书；若要提倡校长群体退出，最好先有所论证，再付诸行动不迟。

7月7日《南方周末》

作者: 罗志田

司法正义谁判断

云南李昌奎案，再次引发人们对司法机关乃至司法体系实现公正的能力和意愿的怀疑。李昌奎强奸并杀死19岁女孩王家飞，并杀死其3岁弟弟王家红，被认定为自首，一审死刑，二审死缓，云南高院称主要基于“少杀”“慎杀”理念，受害人家属表示不认可“自首”和“积极赔偿”，200多位村民联名申诉再审。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一是此案依法究竟该如何判决，二是“少杀”“慎杀”理念与现行法律关系如何，三是民众对结果正义的理解如何。李案被高度关注，一经报道质疑四起，表明在“实现正义”这一点上并未获得社会基本认可，受害人家属更是未获抚慰，则“少杀”“慎杀”理念在此案中即使施行，也冲突于民众基于常识、常情、常理所形成的正义观。这样的冲突，久之必然引起社会的浮动。

法治理念，人人追求。然而，一个社会的法治进程，不可能排斥民众的善恶感、是非观、价值判断。民众固然也有不断接受新理念的必要，然而民众的向背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决定了法治进程的速度。无论基于特殊利益，还是基于“先进理念”，强使大众接受其认为非正义的结果，最终会使高尚人士视之为“群氓”或“愚民”的人们自行选择其公道。

7月9日《新京报》

作者：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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