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李昌奎案中的民意

长江商报消息 关于李昌奎案的讨论已逐渐转冷，可能是云南省高院方面已洞悉，越多的解释与阐述，只会引来更多的质疑与不满。可以预料到，此刻高院所背负的舆论压力确实不小，无论是坚持死缓判决还是重改死刑，等待最终宣判之日，恐怕都仍会落人口实。

李昌奎案一审李昌奎获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面对质疑，云南省高院给出了两个说法：一是说改判程序合法，没有徇私舞弊；二是“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及“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云南省高院是否会坚持己见，还是沿用之前的死刑，现在暂不得而知，但两个事实是需要说明的。其一，死者家属说：“李昌奎家没这个本事去搞关系”，那么远离案件本身的我们，在揣度必有内幕之前，不得不先考虑死者家属的说法；其二，云南省高院对“免死判决”作出了解释，认为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应区别对待，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谨慎，李昌奎案就属此类。云南省高院必将要根据这些疑问，给出进一步的说法，坚持己见，当然更详尽的说明，沿用死刑，则需要对转变给出说明。

对案件背后的其他问题，亦让人同样感到疑问：民意到底指什么？迄今为止，并未看到专业民意统计机构，分层精确统计民众对李昌奎案改判的看法，这种所谓的民意，更多是散见于新闻后的跟帖或回复统计。网民对专业刑事案件的判断准确与否且不说，我更在意的是做出判断的依据是否全面真实。判断最直接的来源，往往是杀人手法如何残忍，而忽略了是否过激源于何种动机。与新闻传播类似，意见的传播也是如此，越是简单片面往往越具备传播潜质。新闻生成意见，意见左右新闻，循环往复。

同样令人不解的，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赞成废除死刑，但我希望不是从这个案件开始。在之前的药家鑫案中，这样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过。既然赞成废除死刑，为何纠结于个案开端甚于废除死刑本身？如果一个案件，所有的人都赞成不使用死刑，那恐怕原本就是一件无须判处死刑的案子。这就等于陷入了悖论，在这种逻辑之下，废除死刑的第一案，恐怕永远只存在于理论之中。

当然，我想这背后的矛盾，更多是源于我们对现有司法的不信任。我们希望不放过一个坏人，又同时希望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可这要达到平衡又很难实现。换个角度而言，我们是愿意选择不放过一个坏人，可能冤枉一些好人；还是选择不冤枉一个好人，可能放过一些坏人呢？简言之，李昌奎杀人残忍确实该死，而二审的改判又合乎法理，那么，夹在中间的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实际上，只要是按照法律规定来，没有徇私舞弊的黑幕，那么维持判决是必须。可是，由于深刻地不信任，我们对判决采取了功利地选择。信服判决与否，更多就变成了一种情感上的理由——当判决符合预期切合情绪，我们就选择信服，否则就是继续持天然地不信任姿态，恶猜当中存在黑幕。

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局面，于很多民众来说想必是复杂的——然而，“复杂”的看法，不代表它是“理性”的看法。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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