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最道德

长江商报消息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其次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为中心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我一眼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自己，你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7月14日《南方周末》

作者：张维迎

公众是否狂欢，关法官何事

“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这种说法，学者说说可以，而田成有这样的大法官，这样说就令人遗憾。我当然不以为法官应该“以公众狂欢方式判刑”，而是觉得法官的任务在于执行法律，而不是考虑公众是否狂欢。

公众是狂欢、狂悲还是若无其事，或者默然接受，这是公众的事情。对一个判决，公众怎样表现是自由的，旁观者怎样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众可能的表现。猜度公众有何表现，再去作出一个判决，无论顺之逆之，都非法官之所应为。

田成有又表示“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这更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法官办案，唯求负责于法律，负责于案件涉及的各方，以使法律得到公正的施行。一个案件，10年是不是标杆，是不是典型，一般来说，这是10年后自然显现的效果，一种“后验”的证明。一个法官何以能在下判之时，就相信自己办了一件10年后可成标杆和典型的案件。如果确有这种自信，是不是法官在判案时就追求着一种历史地位?以追求历史标杆和典型的心理去判决一宗案件，对法官，未必就好。

7月16日《新京报》

作者：刘洪波

仇富与炫富

仇富与炫富这两个各走极端的倾向，是同一种心理焦虑的两种表现，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他们那本广受好评的《不平等的痛苦》中提到：“伴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自恋也随之上升，二者拥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由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加引起的。”简单地说，“社会评价威胁”是一种身份焦虑，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之上，一天到晚就在担心人家瞧不起自己。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其成员就越是忧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面，大家既会用消费来增加自信，想让他人看得起自己;也会因为在炫耀性消费面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被人贬低贱视。

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趋势，贫富日益悬殊;更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有“社会评价威胁”的肥沃土壤，无论何时都要讲究“你是什么级别”“你是什么身份”。级别高的人可以在灾难现场先走一步，没有身份的人就活该在医院门口排上好几天的队。所以，郭美美要给大家来看她美美的照片来满足她对信心的需要(乃至于可以不计后果);我们则喜欢盲人脚底按摩师称呼我们为“领导”，过一小时有身份之人的瘾。

《新世纪》2011年第28期

作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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