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救人何以让人犹豫

长江商报消息 15日，南京一公交车上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昏迷，等120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死亡。值得一提的是，事发地距最近医院不到5分钟车程，其间有市民催促公交车司机赶紧送医，但司机一直在犹豫，担心会有责任，表示还是应等120专业的救护人员过来处理，致使当事人30分钟后才被送至医院（7月16日《扬子晚报》）。

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去年12月，武汉一名六旬老人突然昏倒街头，众人担心“惹事上身”不敢贸然施救，而当民警和急救人员两个小时后赶到时，老人已经身亡。更近一点的事例，今年1月，佛山的杜某开车将人撞伤。他首先想到了要救治伤者，于是开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后，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没想到的是，交警事后认定他破坏了现场，应负事故的全责。该事件当时亦在社会引起很大争论，本报也曾刊发评论文章《让公序良俗豁免“破坏现场”的责任》，旨在提醒“忽视人性、忽视公序良俗的僵硬执法，只会使法律的威严下降，更可能使社会心理呈现一种病态。”

老人突然昏迷，公交司机未将老人赶紧送医，事后，针对老人的死亡，南京公交公司新闻发言人称“这位司机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其言下之意包含另层意思：如果这名司机赶紧将老人送医，若老人依然死亡，其很可能要承担部分责任。而“一直在犹豫”这些细节化描述，我们能读懂司机是想关怀或帮助昏倒中的老人的，但在要不要送医的抉择中，司机最终因担心有责任而无动于衷。很明显，如此表现有其社会语境。

一方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时候成了人性弱点，造就有悖助人为乐的冷漠。尤其在从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担心好心办坏事的趋利避害心理更是正常反应。另一方面，诚信机制的匮乏，助推了人们面对“有困难者”不再是简单地相信或施以援手，而是质疑其背后是否有陷阱。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2007年的南京“徐老太事件”，似乎该案件后助人为乐从一个单纯的道德判断，变为一个需要衡量成本与后果的“风险投资”。这难怪有人直呼，“徐老太案件”的一纸判决让中国道德倒退三十年。

解开“见死不救”的道德纠结，也还得从以上两方面入手。其一，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依然要不断弘扬，以纠正一些偏失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冷漠地对待需要帮助者，本质上还是缺乏助人为乐的底气——正是在怀疑、犹豫中，人们有时丧失了帮助他人的最佳时机，特别是人命关天之际。假如我们的价值判断，因为趋利避害而混淆了善与恶，假如我们都只牢记“徐老太案”的“教训”，而不相信其不过是特例，不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宁愿当一个看客也不愿伸手相助，甚至成了明哲保身的最好托词，则永远也迈不出勇于助人的第一步，道德水平只能是后退。

其次，社会公德的弘扬需要制度性保障。事实上，公序良俗原则早被美国、法国等诸多国家引入法制。尊重生命、帮扶弱者是一种公序良俗，看见他人晕倒，及时救治他人，这种行为本身符合社会公德，本就不能作为担责的依据。因此，要保护、鼓励日益稀缺的助人美德，首先就要让此类行为得到司法的公正保护，不能让好人吃亏。如“徐老太案件”中，法院虽认定双方均无过错，但却要求助人者赔偿巨额医药费，而且还在判决书中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可以自行离去”。这份判决书明显忽视了法律对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要扭转社会风气往冷漠方向的发展势头，法治、政府乃至每一个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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