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成为专业，逢听难逃必涨

长江商报消息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七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这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十九次参加过各类听证会，引起网友疯狂转帖拍砖，骂声一片，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其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详见本报昨日A09版）

根据价格听证会的的组织原则，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老妇胡丽天7年内参加19次听证会，根据组织原则来说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在随机选取的方式之外，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还可委托消费者组织。也就是说，只要胡丽天的听证发言符合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意愿，多次邀请其听证自然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所以说，当我们在质疑随机选取方式的不可信，甚至胡丽天多次听证的原因是能从中获利之际，这样的出发点，看似合情合理，却并不一定是确凿的事实。如上所说，随机选取只是筛选听证人的方式之一，胡丽天是否确如怀疑那般是被收买充当“托儿”，还是真如其自身所言仅为获取成就感，这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事，我们可以去猜测，却不便轻易断定。

更关键的问题是出在价格听证制度本身的设计上。从本质要求上看，价格听证应该是普通公众与垄断集团讨价还价的工具。垄断集团要为自身的涨价给出合理可信的理由，公众不必为维持原价给出任何理由说服对方，只需要不断质疑涨价行为合理与否，也就是说，涨价主体始终是处在被质疑的地位，如果不能说服绝大多数的公众，那么涨价听证就不能获得通过。

如果维护听证初衷，那么涨价听证不能获得通过就应是常态，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却往往相反，涨价听证轻松获得通过才是常态，“逢听必涨”的怪状，使得听证会成为涨价合法化屡试不爽的工具。原因何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听证会的主持者价格管理部门，多半就是涨价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可以试想，由一个本身就想涨价的部门来召开听证会，在监督与规范条件下并不有效的前提之下，其势必想方设法为涨价创造有利条件。

正因如此，尽管规定了听证会须由消费者、经营者及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参加，并且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总数的五分之二，以确保和规范价格听证行为，提高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但实际上，通过安排决定听证人员构成来使得听证顺利通过，似乎仍是心照不宣的不二操作手段，因为相比一般的暗箱操作，这看上去更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并且除开像胡丽天这种7年参加19次听证会这种极端的个案，多数与利益机构暗通的听证人员，要去一一识别揭穿难度很大。

听证并不需要所谓专业学术背景，因为所需听证的事宜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只要给出的足够真实的信息，听证者基于自身生活常识就可给出判断，若听证整体都能做到这一点，摒除被利益集团干扰和收买的可能，忠实于自己的判断与良知，那么听证的民主与科学也就自然实现了。可是在听证出现专业户的窘境之下，难以逃脱“逢听必涨”的怪圈也就几乎是必然了。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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