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专业户”是异化制度的标签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詹万承

围绕“听证专业户”胡丽天一事，随着更多的事实披露，争论目前仍在持续。7月14日，成都市民胡丽天被曝7年里参加过19次听证会并支持过多种涨价。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胡丽天整理出参加听证的材料，意在证明自己并非舆论所认为的“托儿”。

最微妙的一个细节，来自三次报道对胡丽天称呼的差异。胡丽天72岁，目前退休在家，曾当过多年教师。首发新闻的《羊城晚报》称呼胡丽天为“老妇”，《新京报》昨日澄清报道称呼为“老太”，同一天的《南方都市报》则是采用了“退休市民”的说法。从“老妇”到“老太”和“退休市民”，虽谈不上暗含了媒介审判的意图，但称谓无疑还是隐藏了情感。

胡丽天是否属于“托儿”，恐怕不会随着更多事实的获悉，而使得多数人得出一个趋同的判断，它更可能是会让评价莫衷一是。之前作出是“托儿”评价的人，可能会改变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疑问全部消失，更多的人可能陷入庞杂的事实细节不知信任何方。如果我们细看胡丽天与记者的访谈，就可发现简单标签化一个人的做法，明显不明智的。就是在胡丽天同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矛盾的观念集合。

比如：当记者问及是否相信听证会，并让她谈谈听证意义时。她回答相信，并说“虽然不一定有多大力量。但总比几个官员坐办公室闭门造车好。起码我要他们知道那不是全票通过。”虽知结果无法由自身决定，但仍努力去表达意见，这符合程序要求，并且值得我们尊敬。可在同一场对话里，她接下来的表述就让人大跌眼镜了。说到对政府的特殊感情时，胡丽天说：“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

如何看待胡丽天复杂而矛盾的观念，这正是新闻所试图抵达的深度。但脱离具体事实案例的他人，并不会一一深入去了解事实背后的真相，而只会依据表象的事实迅速做出判断。在关于“听证专业户”胡丽天一事中，惹怒舆论的就是“7年参加19次听证会并多次支持涨价”这一最简单的事实，从而顽固认定能够多次听证，必然是和听证主办方串谋合伙。

其实，胡丽天所参加的确切听证次数应为23次，但在了解多次听证会是因为报名人数少，而胡丽天又热衷报名才被选中的原因之后，便有人倒戈过来质疑：“谁叫你们自己不参加？现在人家参加了，不是怀疑就是诋毁。”问题恐怕远非参加与否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应该还会记起不久前，东莞市物价局听证会无人参加的尴尬局面。同样也是不参加，却几乎赢得了一致的喝彩，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听证制度本身上来。

我们常谈及听证制度对普通民众的好处，因为有了制衡大型垄断集团的工具，但其实对政府部门而言，听证制度也是优化行政成本的明智之举，听证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如果合理采纳，可以让决策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意。可是，目前的听证却已日渐异化，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多数沦为了涨价合理化的工具。

民众长久下来累积了深刻的不信任，对听证者极易表现为极端的认识形式。当听证者意见与涨价意图吻合之际，就可能被认定为是早已安排好的“托儿”，而无须再去计较做出判断的原因。这样的推断有其整体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冤枉了具体的个人。听证个体作出判断的依据之所以被泯灭，在于一一识别鉴定不存在现实可能，如果不首先矫正听证制度本身，那么因听证而陷入是非争议的个体，必然还将出现，并且难以得到舆论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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