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坚强”

长江商报消息 茅以升所建钱塘江大桥，迄今已74年，设计寿命50年，已经超期24年，且从未大修过。钱塘江大桥是按照20公里的时速设计的，设计荷载铁路面轴重50吨、公路面15吨。目前在这座桥上，动车可以跑到时速120公里，40吨、甚至60吨重的汽车也在桥上跑，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7月24日《新京报》）

谨防大干快上

广东信宜市石岗嘴大桥的主体工程刚完工，还未装修，突然坍塌；福建武夷山公馆斜拉大桥、杭州钱江三桥辅桥相继塌落……这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桥很“坚强”，不少新桥的质量却无法让人放心。按理说，现在桥梁建设的条件，比如人力、技术、资金、材料等都已今非昔比，怎料大桥质量却每况愈下。透视这种强烈的反差不难发现，把桥梁当做百年基业来做的庄严承诺和责任精神没有被高度重视，取而代之的是大干快上。

近年来，全国各地又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公共基础建设成了重点。此语境下，如何让所有的公共工程，都像“桥坚强”一样，成为真正的阳光工程、放心工程，成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工程，就必须从一起起惨痛的教训中找到潜伏的祸端，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尤其要严厉消除“脆骨病”背后的腐败因素。

廖水南（重庆 媒体人）

是尊重科学的样本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套用这句话“坚强的桥也都是相似的”想必也会成立。仔细分析这些“桥坚强”们，它们除了工程牢固不可摧之外，还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工程的设计者往往都是工程施工的主导者，甚至是直接施工者。比如，李春既是赵州桥的设计者，也是建造者；而钱塘江大桥，茅以升是设计者和建设主导者，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中设计的中苏专家，参加了工程施工。

不难看出“桥坚强”们的设计者，在工程建设之中所具有的决策与实施的地位，该如何设计、如何修建，赋予了专家绝对的权威与作用，其间专家们以技术作为内核，加上外部的建设与管理，才是打造“坚强工程”的根本之道，“桥坚强”实质还是工程建设尊重科学的样本。

相比较而言，当下工程建设领域，很多时候工程设计者，并不直接参与工程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质量与监督分离，形成了设计、建设与监管三方制约的格局。事实上，这样的格局之中，却很难有具体的责任人为工程质量负责。不仅如此，很多的政府官员还成为了工程建设的主导者，工程建设在“大干快上”，甚至是“利益寻租”的背景下，技术与质量往往会屈居次席。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技术是质量的保证，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桥坚强”受到热捧，从某个层面上，还是呼唤工程建设科学精神的回归，进一步强化科学规律与技术力量，在工程项目决策、管理与建设之中起到主导作用。

房清江（湖北 公务员）

当推动制度重建

不妨假设一下，倘若茅以升先生在世，能设计和修建出像钱塘江大桥一样质量过硬的大桥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茅以升一定兢兢业业地设计、殚精竭虑地修建，那一辈老科学家把名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修桥大业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再加上身负家国情怀，一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但是，建桥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再有精力、再有智慧，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亲临每一个细节、过问每一处现场。

众所周知，一座大桥从无到有，既包括业主单位、施工单位，还包括监理单位、管理单位等等，如果监理不到位、管理不有力，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否全力以赴，是个未知数；同时，如果监理单位不负责，管理单位乱作为，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即便有心也会无力。

不妨试举一例。日前南方周末报道，钱江三桥建成准备验收时，几批专家都不愿签字，导致三桥一度验收受挫。在杭州民间，钱江三桥一度以腐败工程著称。施工质量差和养护、管理不周到是导致桥梁脆弱最主要的原因。尽管如此，钱江三桥不是照旧堂而皇之地通车吗？基于此，即便茅以升在世，又能如何？如果没有制度的完善与发力，谁来保证设计者和修建者成为“茅以升”？如果不严厉问责、强化制度约束，谁能保证监督部门恪尽职守？

一言蔽之，钱塘江大桥不是神话，茅以升不是神话。追捧茅以升，不如追捧制度的力量。如果不落实制度，就很难出现茅以升。相反，如果制度健全了，道德自觉了，人人都是茅以升！

王石川（北京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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