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独立的司法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属于新型案件，各地法院审理标准不一，这导致公民欠缺法律维权的途径，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因而失去充分的法律保障。对此，最高法近日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指导的形式，统一了相关案件的审理标准，细化了各项法律要素。毫无疑问，《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有着积极的影响。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开始于2007年，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践行的效果来说，它还只能算是新兴事物，而相关的案件也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案件”。司法立足于法理逻辑和法律依据的支撑，也离不开经验的累积。因此，对于这种新型案件，要从司法上统一审理标准，确实有难度，需要时间的沉淀。惟其如此，最高法为出台这个《规定》，耗费了三年时间来做调研。

当然，作为新型案件，更直接体现为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多。目前可供援引的、最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也只是一部行政法规，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据《条例》，相关案件很难进入行政诉讼的渠道。虽然，《条例》在“监督与保障”一章中赋予了公民维权途径，但这种维权只是以向上级机关、检察机关、主管部门举报为主，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为辅。而且，这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针对的并不是信息公开与否，而是针对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部门根本无意公开信息，法律渠道的维权难以展开。因此，严格来说，针对信息公开本身的法律维权，又几无法律依据可言。所幸，最高法出台的这部《规定》，可视为法律的“创造”，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法律的空白。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规定》赋予公民法律维权渠道，但这个渠道在事实上是否畅通，仍然是个疑问。衡量渠道是否畅通，最根本的不是看诉讼条件是否成立，而是看诉讼程序是否对被告有利，看被告胜诉的几率有多大。虽然，我国早已出台行政诉讼法，但行政诉讼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多多，公信力不足，否则，“信访不信法”的说法也不会如此流行。

如今，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仍然会视政府信息为秘密，或者视某些信息为敏感信息，那么，当人们走法律维权渠道时，这类案件会不会变成敏感案件？如果变成敏感案件，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司法力量会不会坚守独立？行政诉讼深刻考验着行政、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考验着司法的独立性。如果这类案件败诉过多，那么《规定》的意义将流于象征和形式，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作用，也将变得有限。

在现有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最高法出台此《规定》，赋予公民法律维权渠道，为政府信息公开打开了法律之窗，这是进步，但进步有多大，尚待观察。当然，我们不妨对此再报以更长远的期望：每当我们的政府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这类自我改革举措，我们的立法、司法都会紧跟其上，将维系改革举措的自我约束，变成外部约束、法律约束，让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趋近法治政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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